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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8级校友入学40周年特等奖征文(二)

高考忆往

19787月,我是在插队的江西省婺源县参加高考的。那里,自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发现了油菜花和白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民居后,逐渐被誉为了“中国最美丽的乡村”;但在饥饿与贫困的年代,婺源与其他的中国农村并无二致。1973年的夏秋之交,我从上海南市第一中学毕业(该校在南市区的学前街,后为敬业中学之分部),10月,便拿到了插队落户通知书,是去往婺源县秋口公社黄源村报到。于是,我们12名上海知青组成了黄源村的青年班,我担任班长。两年后,黄源村的知青点被撤销,我们归并到了秋口公社农科所。说是农科所,几乎没有什么科研含金量可言,每天仍是“修地球”。

1976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地虽还没有迎来山花烂漫的春天,但严冬已经过去,从“大革文化命”的浩劫中已开始慢慢复苏。当然这种变化主要是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开始的,还没有传导到农村地带。

对于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这声春雷敲击着百万知青的心灵。当时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对我和许多希望进入大学的知识青年而言,在荒芜与绝望的心田里,“读大学”的种子已经萌芽。渴求学习知识,提升自己,进而为社会做些贡献。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经过十年浩劫,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无书可读,知青读得最多的,除了《毛泽东选集》、鲁迅的《彷徨》、《呐喊》,便是《朝霞》和《学习与批判》杂志。我高考的准备,只有上海的二舅妈朱丽芳(当时她是市四中学的数学教师,后来担任该校副校长、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寄来的几册油印的复习资料。

有了资料还需要时间。但当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以高考复习的名义长期请假不出工是不行的,何况当时我还在争取入党。所以只能白天干农活,晚上复习。婺源主要种植水稻和茶叶,4月早稻插秧,同时是春茶的采摘和制作,非常繁忙,往往一天农活干完已累得不行。7月初要双抢,收割早稻同时晚稻插秧,还要采摘夏茶;收工时,一担140斤的稻谷从田头到打谷场仓库,要挑10里地,有时会累得身体像散了架。但为了未来,简单的晚餐后必须打开书本复习。晚上有时会停电,于是只能就着煤油灯的昏暗光线阅读《师说》、法国大革命或大陆性气候的定义。这样坚持了数月。初夏时节,这些复习资料后来我几乎翻烂了,几乎可以背诵了,于是踏上了改变人生的高考之路。

 

考试在婺源县城的婺源县中举行。从我所在的秋口公社农科所到县城,足足有50公里地。记得先搭了一程拖拉机来到公社,然后再坐长途汽车赶到县城。住在县城的小旅馆里,当时在哪里用餐已经忘得精光了。只记得考试结束后,自己犒劳自己进了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美味的粉蒸肉,价格是45分。当年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1分。整整一碗粉蒸肉,那可是插队5年中难得的奢侈享受了。

现在想来,真要感谢编写高考复习资料的上海的中学老师们。这些资料编得水平实在是高,知识点非常准确,考生只要认真记忆和理解,就能考上高分。我记得地理考了94分(满分100分),历史92岁,政治92分。只有数学不是短期能迅速提高的,在文革中成长的我们这些新三届(697071届初中毕业生被习称为新三届)比起多少读过几年书的老三届(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被习称为老三届,也包括高中生毕业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我们的数学水平大约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所以尽管我还去附近中学找了教数学的交大毕业生韩老师补习了几次,结果还是只考了34分。

今天看来有些荒唐的是,当年我高考的志愿是这样填写的:第一志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中文,第二志愿复旦大学历史、中文,第三志愿北京大学历史、中文。这种违反常识、常理的倒填志愿的初衷,就是想能稳稳地确保进入大学学习。后来便如愿实现了第一志愿:华东师大历史系。从江西一同考入成为同学的,还有金良年兄;同学中当然还有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和同事的陈丽菲。

令人遗憾的是,1978年的夏天,在海量的满腹经纶的知识青年、尤其是“老三届”中,不少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他们还坚持着扎根农村、改天换地的理想,并没有报名参加高考。78级可以说是共和国高教史上大学生年龄最大的一届学生,像我们年级,同学的出生年代从40年代到60年代。1946年出生的老大哥就有好几位,有的大学生父亲和小学生儿子一起欢度寒暑假。由于没有赶上高考,不少老知青后来在1979年的返城风中回到上海,顶替老迈的父母进入工厂。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又下岗、提前退休,然后艰难地娶妻生子,购房还贷,许多人就这样蹉跎了岁月,人生极其坎坷。

 

19789月底,我怀揣着华东师范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回到了上海。106日到中山西路华东师大报到入学。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记得2012年在我们历史系78级本科毕业30年庆典上,历史系老系主任王斯德教授讲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语。他指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两座丰碑,一座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一座是恢复高考的7778级大学生。

是的,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东部的百所大学万里迢迢,奔赴西部,以接续文脉。有的大学在日军的轰炸下,损失惨重,但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蓝缕,坚持办学,像西南联合大学穷到无力造校舍,无钱付工资,但照样培养出李政道、杨振宁等一代杰出的人才。抗战时期百所高校的西征,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的珠穆朗玛高峰。2005年我曾主编过《去大后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述抗战內迁的可歌可泣的种种往事,还参与了同名的15集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如今,面对西南联大的丰碑,作为高校教师一员的我们,无言以对,只有汗颜。

而在文革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行业急缺人才之际,7778包括79级毕业生,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这代大学生与共和国同命运、共苦难,富有底层社会生活的宝贵体验和同情心,又具备现代专业知识,知晓世界发展的趋势,追问真理,报效国家,这种志趣与西南联大的“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相同。从而为中国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时代,注入新的活力,至今仍活跃在高教、卫生、司法、工商、行政等领域,施展才华,贡献人生,他们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事业的主力军之一。此不仅是吾辈之幸,实乃中国之幸也。

 

作者简介:

苏智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78级本科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作者: 苏智良 | 信息来源: 校友会 | 发布日期:2018-12-20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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