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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8级校友入学40周年特等奖征文(一)

1977:大学梦圆,我的“高考”故事

在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知青时代报》上,看到刊有关于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的征文启事。突然意识到,今年是结束十年动乱、高考恢复后我们跨入大学校园40周年。岁月荏苒,光阴似箭,40年前,我正是由于恢复高考而圆了上大学之梦的幸运儿。

人的一生,往往会有许多偶然。有时候,人的命运,就是因为某些偶然事件而发生改变和转折。比如,正当我求知欲最旺盛的少女时期,偏偏遇上了灾难性的十年动乱,从此十多年与学校、书本无缘;而1978228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去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许久我都一直疑心自己是在梦中。

 

 1978-1982全班同学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门前合影,前排女生中右起第5人为本文作者

失学少女,兵团知青

1966年夏天,虚报年龄早上一年学堂的我,刚好小学毕业。我万万没想到,此一脚跨出小学校门,等到再踏进学校大门,竟会整整相隔十一年半的光阴,而且还是直接迈入大学门坎。197710月下旬的一天,报纸上、广播里突然传来了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在当时,简直不亚于引爆了一颗原子弹,霎时震撼了整个中国。从车间到田头,从兵团到农场,从北大荒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多少原本上大学的梦想早已破灭的知识青年,彷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听到这一消息,失学多年的我,自然也是格外兴奋。

当时我正在皖南山区的一家发电厂当汽车电工。之前,我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已经11年没进过课堂的我,文化程度填的是初中毕业,可实际上自1966那个夏天之后,我就没摸过一本教科书。虽然学校也曾一度复课闹革命,可那时我的父母成了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每天都得战战兢兢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各种批斗;小小年纪的我,人虽进了课堂,却整天为父母的性质问题胆战心惊,为自己的黯淡前途忧心忡忡。反正那时复课闹革命也不上正规的语、数、外课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只学了一句英语:“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不久,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时,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没认全。

我上山下乡去的是位于苏北如东县海边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廿一团。抵达时正值大雪过后,天寒地冻,几千名知青在那里很快就被分到营、连、排、班,变成了军垦战士。去后不久,团里宣传股要成立一个团报导组,负责全团广播站的新闻通讯稿的采写和对外宣传报导,决定每个营抽调一名知青作为报导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还不满16岁的我竟然被选上成为团报导组的记者之一,专门负责报导二营五、六、七、八四个连队的生产、军事训练和生活动态。那时,几乎每天要采写一篇新闻通讯稿(往往是白天到各连队采访,晚上在煤油灯下写稿),连春节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而不回家。记得1970424日,那天夜里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翌日喜讯传来,我连夜从团部一个人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夜路,赶到各连队去采访,然后又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赶写新闻稿,天一亮再送去团部广播站。担任团报导组的记者仅短短一年,一年之后我就被调去地处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当工人了。这一段知青岁月,虽然短暂而又艰苦,但对我的人生阅历而言却是难忘而又宝贵的。它大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自信,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与反应速度,并且培养了我不怕困难的毅力和独立思考的勇气。这是我后来敢于报名参加首届高考时才意识到的。

 

冬日高考,前所未有 

我进了工厂后,整天与“解放”牌、“交通”牌大卡车的发电机、点火塞、电瓶、大灯小灯打交道,再也没碰过纸和笔。后来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了,但不用考试,要靠组织推荐。我反正也轮不上,所以也就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

谁也想不到,就在197712月,中断了11年的高考,在全国各省市一个个简陋的考场内,终于恢复了。我进了大学后才知道:那年,有570万年龄不一的考生参加了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设在冬日的全国高考,那一届录取人数为27·3万;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因为印制高考试卷的纸张严重匮乏,是邓小平伯伯拍板用准备印制《毛选》第五卷的纸张解了赶印试卷的燃眉之急。

那时我身在皖南山区,由于上海后方基地各家厂报考的人数众多,路途遥远,不能赶回上海参加高考,于是后方基地与安徽省协商后做出决定:后方基地的考生一律在当地参加安徽省自行命题的高考,但却不能占安徽省的报考名额。这个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后方基地的考生只能填报上海市和安徽省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分配到安徽省的报考名额,我们就不能填报。这也是当年的一项特殊规定。我心想;权当是像当年在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记者那样练练笔,就勇敢地报了名。

高考那天,我清晨从山沟里坐厂车赶到贵池县城池州师范专科学校的高考考场时,手脚已冻得僵硬。我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进了考场。第一门考试是语文。作文题目有两题,由考生任选一题。作文占70分。我选的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这是从叶剑英元帅的一首五言绝句中选出来的一句诗。那时粉碎了四人帮,提倡拨乱反正,要实现周恩来总理的宏愿: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是应有之义。我当时具体写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另有一题是谈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刻含义,占30分。这是鲁迅先生的诗,我读过。至于怎么分析其中的深刻含义,也全忘了。还有两题是加试题,分别是古文标点和古文翻译,各占10分。这样,语文满分为120分。我进了考场后已顾不上冻僵了的手脚,只是不停地挥笔,心想无论如何要把考卷写满。真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语文成绩居然获得了99·5分,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新生中语文单科的最高分。

 

仓促应战,侥幸录取 

可是,其它几门考试科目,就没语文这么幸运了。虽然我报的是文科,免考物理化学;且197778级高考因历史原因而免考外语,否则像我这样连26个英文字母都没认全的人可就太惨了,但数学和历史地理,对根本就没摸过中学教科书的我而言,哪一门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尤其要命的是,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身处皖南山沟里的我,不但找不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中学数学、历史和地理课本,而且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进行系统复习。我想请假回家探亲,以便向念过高中的弟弟和他的老师求教,可是当时厂里的车辆正面临年检,另一位汽车电工生病休养,剩我一个不但没法走,还得经常加班加点。我只好在上下班的路上喃喃自语,把一些数学公式背得滚瓜烂熟。好不容易熬到通过了车辆年检,我才请了十天探亲假,回家将数学和历史地理临时抱佛脚地恶补一番。所以,这两门的高考成绩,我自觉考得差强人意。

考完高考,我对能否被录取不敢抱什么奢望。1978年春节,我留守在皖南的厂里继续加班。谁知春节后某一天,突然接到了厂组织科的通知,说我已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后来我进了大学后才知道,3门课程我的总分是246.5分,这其中当然语文贡献的分值最高),是全厂唯一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他们要我尽快交接工作,赶在228日这天去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我起先以为会不会是搞错了:厂里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有30多人,其中有不少以前念过完整高中的毕业生,怎么会轮得到录取我这个初中都没念过的人?但组织科交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我的名字。离开组织科,我攥着录取通知书,一路跳着笑着,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

 

大学梦圆,承前启后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后,我就像一条欢快的小鱼一样,无比酣畅地游进了知识的海洋;又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书本的营养。在我的同窗学友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了当今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如王小鹰、赵丽宏、孙颙、陈丹燕、周佩红等,我们拥有着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和同窗情谊。更使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大学毕业留校后不久,就考上了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令人痛心的是,去年928日晚上,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恩师钱谷融先生,开心地度过了他的99岁寿辰后,在睡梦中驾鹤西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让他欢喜让他忧愁的世界。噩耗传来,几乎无法令人置信。就在不到半年前的清明节,应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政协之邀请,我陪同他同去拜谒了位于临安的钱王陵。他净手上香,三叩九拜,行了钱氏后裔的祭祖大礼。事后百岁钱先生十分高兴,对我说:“幸亏你陪同我到临安祭祖,终于完成了我给祖宗磕头跪拜的一桩夙愿。”6月,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里见到他,老人家正抑扬顿挫地朗读着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朗读时精神饱满,情感洋溢,完全看不出他已是百岁老人。对了,那一集《朗读者》的主题词是:“青春”。正是钱谷融先生,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怎样区分文学的品第。此后在钱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出版、发表了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有的还荣获各种奖项。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市作家协会,圆了当作家的梦想。

 

 1978-1982在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前草地上全班女生合影,前排左起第3人为本文作者,右起第一人为著名女作家王小鹰

从一个只学过一句英语“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的无知少女,到站上高校讲台主讲多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授,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命运变化,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在四十年前作出恢复高考决策的邓小平伯伯的缅怀,却又是一种必然。因为,如果没有他当年的高瞻远瞩和巨大魄力,就没有千千万万1977年后踏入大学之门的中国青年的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学生,没有我们,就无法体现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和用考分体现的上大学的公正;没有我们的大学梦圆,中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科技文化领域人才断层危机就将变得不可救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77,大学梦圆,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更是人民共和国的,是中华民族的。

 

2018/6/1于上海

作者简介:

钱虹,女,文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兼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并先后获得文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目前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钱镠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和女性文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着有《女人·女权·女性文学》、《缪斯的魅力》、《文学与性别研究》、《女性美学烛照》等多部著作。已发表学术论文270余篇。著作、论文曾获多种奖项。

 

作者: 钱虹 | 信息来源: 校友会 | 发布日期:2018-12-20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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