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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林:我从丽娃河畔走来

在华东师范大学四年读书生活掠影

    从19549月到19588月,我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接受了四年系统完整的历史学科的专业教育,读完了贯通古今、横跨中外的八门主课。那时,学校领导提倡教授上教学第一线主讲基础课,所以来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名教授,使我们这些初学者受益终生、不敢忘怀。

仙风道骨苏渊雷  谆谆教我陈彪如

在师大期间,除了修读历史系的基础课“八大块”之外,

其实,还有一门由苏渊雷教授主讲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堪称历史学基础的基础。它的学习期限为两年,超过了历史系所有课程的学习时间长度。我曾有幸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担任《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的课代表,协助苏先生的课堂教学。每次上课先生都拎着一大捆讲义交给我,命我在每位同学面前发放一张教务处刻印好的讲义,然后拉着长腔动情地高声朗读一遍,再逐字逐句地解释。苏先生衣着光鲜,仙风道骨,才高八斗,整个教室里回荡着先生那振颤的温州口音,简直象一位动情高歌的游吟诗人。苏先生发的讲义大都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白、杜甫的名作。1956年春夏之间,先生卧床不起,好久不来校上课,我们都很挂念先生,我联袂同学孙仲发、曹壬霖、周渊良、许正定、王家骅、杨正权、王毓琳、魏斯大等去长宁路苏先生府上看望敬爱的老师。这是一个长满雪松翠柏的大院,先生住在一幢别墅的底楼,正斜倚在席梦思床垫上看书,见那么多学生来看他,白皙的脸颊上顿时泛起层层笑纹,顺手拿起他刚出版的大著《李白》、《杜甫》,每人两本,这是我辈学子平生第一次接受作者老师赠书,那高兴劲就别提了!

    华东师大老教授上课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启发式,有讨论式,有问答式,有照本宣科式,有移花接木式,有满堂灌式,有天马行空式,还有嬉笑怒骂式,总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听者惊讶,使悯者叹息,使歌者欢笑!其中,四门政治理论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的教师照本宣科式讲课的较多。因为他们有上级制定的全国统编教材和教学大纲的制约,老师们上课时都手捧教材,谨慎小心地照本宣读,显得死板教条,缺少生气,很少有发挥引申的活泼局面。那时我们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热情地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对刻板的政治理论教学却心生厌倦。例如《马列主义基础》一课,实际上是按斯大林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为蓝本照本宣科,我发现其中联系,赶紧去心力斋旁的新华书店购买一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我记得上面印着“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字样,我很喜欢这部从遥远的莫斯科运来的中文版厚重的大书,至今还珍藏在我的书橱里,已经60多年了!

    我们还特别喜欢上《政治经济学》课,由陈彪如教授主讲,陈伯庚助教辅导。因为陈彪如教授讲授的内容是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感觉特别新奇,如什么是资本?为什么每个资本都滴着血和污?什么是绝对贫困?什么是级差地租?虽然都是些哲学、经济学的抽象概念,但却引起了我们探索的兴趣。在陈彪如老师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下,我硬着头皮在图书馆阅览室逐字逐句读完了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上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经过党组织的考察,19561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大夏堂里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当时学校采取五级学分制:3分为及格,4分为良好,5分为优秀。通过考试,本年度第一学期所学课程,我全部考取了5分。19564月的一天,校长办公室的一位中年女老师,在文史楼教室里找到我说:“孟校长要见见你,请跟我来!”我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跟随这位女老师到了办公楼二楼,她把我领进孟校长的办公室,见一位和蔼慈祥的老者从办公桌后边站起来,双手从桌面上拿起了一个大型红皮练习簿递到我的手里,只见封面上有四个烫金大字“和平建设”,内页用毛笔正楷写着:“赠给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一等优秀生马鸿麟同学,华东师大校长办公室”,并加盖“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公章。我深深地向孟校长鞠了一躬,转身退了出来。敬爱的校长孟宪承先生,当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吾师历史系教授吕思勉先生,并列为华东师大的两名一级教授。孟校长祖籍山东邹县,孟子七十二代孙。师恩深深,我一生不能忘记孟校长的奖励,永远不敢忘记孟校长的教导!

东北四先生:孙道天、陈善学、艾周昌、刘文英

如果说老教授是华东师大教学第一线的主力军,那么生龙活虎的中青年教师队伍则是教学第一线的先锋队,他们是我们青年学生心中崇拜的偶像。如袁英光、刘寅生、蔡颖、杨上林、袁家毅、甘葆露、陈伯根、金留春等,其中尤以东北四先生最为杰出。他们是1954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孙道天、陈善学、艾周昌、刘文英。

孙道天先生(哈尔滨人),身材高大,形象伟岸,声音洪亮,风度翩翩,他是李季谷教授的助教,师承李先生,谦恭谨慎。他总是紧跟在李先生身后,提着皮包,挟着掛图,一手执黑板擦子,一手拿着粉笔盒子,上课铃响之前,已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教学地图掛得板板整整。凡是李先生提到的古代世界史的地名、人名、战争、英雄、美人,孙先生都工笔正楷写在黑板上,极大地方便了我们记笔记,如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特洛伊木马、马拉松赛跑等,使我们仿佛看到了许多古代战争风云录。

孙先生认真地写了又擦,擦了又写,身上落满了灰尘,那黑黑的络腮胡子也变成白胡子了。孙道天先生还深入课堂指导我们写作业,在120份作业中挑出一部分有见解的答卷,叫我们抄在稿纸上,在文史楼二楼中间楼梯口对面的大墙上,用彩色纸条围出一块《墙报》领地,把我们抄好的作业分门别类贴在上边,还用毛笔写了两个“颜体”大字“史学”贴在报头上,蓬壁生辉,特别醒目,引得历史系的、中文系的、外文系的、教育系的史学爱好者层层围观,啧啧称赞,传为教学美谈!

陈善学先生(吉林四平人),面目清秀,身材修长,声音高亢,语音激越,喜欢唱歌,是一位迷人的男中音。他是在用心歌唱,是在用情歌唱。他最受欢迎的是唱岳飞《满江红》,他的歌声直冲云霄,唱出了岳飞的“忠君爱国”情怀,引得同学们击掌相应,和陈先生站在一起共唱一曲《满江红》

艾周昌先生(湖北人),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带着一副黑边眼镜,有很重的文人气息。他给我们上《亚洲各国史》课,内容新颖,观点超前,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兴衰和国家命运,使我们体会到唇亡齿寒、命运与共的“胞波”情深,从而更加关心亚洲各国的风云变幻。我们从他的沉稳语言中,听到了印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威力,感受到了越南胡志明小道的神秘。亚洲民族解放的潮流,激情澎湃,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势所趋,不可回还!艾周昌先生还联合各地非洲史专家,主编出一部《非洲通史》。须知非洲大陆长期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殖民主义者不仅剥夺了黑人的生命,而且企图灭亡他们的文化。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艾周昌先生率领一批“敢于吃螃蟹”的勇士,披荆斩棘,开拓创新,编写出一部厚厚的《非洲通史》,被海内各大专院校采纳为教材和参考书,学术居功至伟矣!

刘文英先生(丹东凤凰城人),矮矮胖胖,口若悬河,眼睛喜欢翻白,讲课常抡臂膀,他给我们上《世界近代史》课,教室里气氛特别活跃。他讲“巴黎公社”十分详尽而有感情,什么攻克巴士底狱,占领蒙马特尔高地,使人犹如听到巴黎公社战士的呼喊,炮声隆隆震撼全城。他模仿着青年革命家圣菊斯特滔滔雄辩的演说形象,把他的讲稿抛向空中,依靠惊人的记忆力,不假思索地一口气把课讲完。还不时用手指敲着桌子,叫喊着:“这里重要,记下来!记下来!”我们对刘先生这种近于“疯狂”的教学方式很不适应,多次向系办公室反映,也没有什么改进。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刘先生授课完毕后,对我们进行了口试。不久,收拾行囊打道回东北老家去了,从此一去不复返,杳如黄鹤。

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

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在上海创办和领导了40多所大专院校,其中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号称上海教育界的“四大金刚”。还有非常专业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著名学校。在这期间,我这个教育界的无名之辈也认识了不少中国学界泰斗级的著名教授,如周谷城、蔡尚思、谭其骧、周予同、谈家桢、朱东润、冯契、吴泽、李平心、陈旭麓、钱谷融、李国豪、谷超豪、贺绿汀、陈中伟、杨宽等,有的虽是一面之交、一次幸会,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一次,在锦江饭店对面文化俱乐部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我也和几个同学添列欢迎队伍,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听到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温可铮教授演唱的古典名曲《跳蚤之歌》,他那高入云霄、震撼四壁的美妙歌声,简直把我们都惊呆了!时至今日,温教授的歌声好像还在我的脑际飘扬回荡,穿越时空,不绝于耳!

在解放初年的大学里,共青团的组织、学生会的社团十分活跃。我的同年级同学罗隆基(福建泉州人)在学生会里担任军体部长,他组建了深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航海俱乐部、射击俱乐部和摩托车俱乐部。我的老家在山东沂蒙山区,寒暑假不回家,吃住在学校里,有充分的时间参加上述军体活动。我从军体部领到一支汽步枪和满满一盒铅弹,在校园里悄悄瞄准树干上的知了射击。开始常常脱靶,让这些“害树虫”惊叫着逃之夭夭,时间久了,也练出了一手百发百中的本领。在丽娃河上划船也是我的爱好。开始不懂水性,不会划桨,船在水面上直打转转,不能前进反而后退。我不放弃,经常去河上练习,一个暑假下来,也能驾船行驶了。有时从夜风里传来手风琴声,丽娃河上槳声船影,流光溢彩,充满了同学们快乐的笑声和歌声。那时,学校从英国进口了七辆“大炮牌”摩托车。这些英国“大炮”很笨重,操纵起来很吃力,在罗隆基耐心指导下,我先在大操场的跑道上兜圈子,后来也能骑上摩托车带着郝桂莲同学在校园里穿行了,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我青年时期思想活跃追求进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左倾分子,校园里每次政治活动都留下了我的身影,而参加政治游行就成为释放我们政治热量的重要形式。除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大游行外,就是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大游行。1956年发生了英、法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埃及的事件,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上海人民举行了百万群众反帝大游行。我和同学们高举着红旗,挥舞着拳头参加了这次反帝大游行。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丽娃河畔出发,又从静安寺沿着南京路游行至外滩,沿途齐声唱歌,高呼口号!鼓声振地,锣声喧天!同学们还用硬纸板给我做了一个大喇叭,叫我领呼口号。我抖擞精神,义愤填膺,振臂高呼:“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埃及!”“英法联军从苏伊士运河滚出去!”中国其他城市也同时爆发了百万人反帝大游行。在全世界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英法侵略军灰溜溜地滚出了苏伊士运河。

    最后,让我感念地说一句,我特别喜爱母校的校牌、校徽,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大书法家舒同前辈亲笔书写的。舒同是老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他一面战斗、一面宣传、一面练习书法。他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书法传统,熔篆、隶、行、草、楷于一炉,而超越古人,自创一格:舒同体。被伟大领袖毛主席称许为“马背上的红军书法家。”解放初年,舒同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宣传部长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又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的名山大川留下了他许多墨宝。我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的“雲山”“范公亭”“三賢祠”山门的匾额,均出自舒同手笔,令日月增辉,气壮山河。

    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四年时间里,母校的老师们不仅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而且本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宗旨,塑造我们的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们永远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不断前进!

    感谢母校华东师范大学,谢谢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老师们!

作者: 马洪林(我校历史系1954级校友,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信息来源: 校友会 | 发布日期:2017-11-14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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