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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俊英:不坠青云志 鹓鸾气自雄

       20世界80年代中期,原古籍所书记朱菊如老师对我说:“程先生正在撰写《诗经注析》,需要助手,你能否也去分担一些工作?”我当然一口承诺。
       程俊英先生当时是古籍所的第一副所长,但因年事已高,平时很少到所里来,而我因生性疏懒,之前从未登门拜望。因此,虽然我已到古籍所工作多年,和她并不熟悉,甚至不曾在一起说过话。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她的敬重。这倒不仅仅因为她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诗经》研究的权威,已经有多种影响巨大的研究著作问世,以及她那富于浪漫和传奇色彩的经历,而是在不多的接触中,我已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长者。每年研究生毕业,程先生必到所里主持和参加论文答辩,当时的音容笑貌、批评教诲,至今历历在目。和今天有些导师漫不经心的态度完全不同,对每篇论文,她都仔细看过,对其长处和不足,了然于胸,因此提出的看法,特别是批评意见,都切中肯綮,即使如旁听的我,也受益匪浅。对每一篇论文,她都能从中发现长处,用赞美的口吻提出来,即使她的批评,也如和风细雨,充满善意,包含着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希望和期待。这对那些忐忑不安的学生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勉励作用,而这也是我们这些进入学界不久的年轻教师所十分需要的。在我后来与她的接触中,程先生给我影响更深的,就是她格外丰富细腻的感情、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以及对晚辈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
       现在人们好谈国学,国学的基础就是经学,而《诗经》和《周易》又是“五经”中研究最多的两部经籍,已有的学术成果令人炫目。程先生能更上一层,我由衷钦佩,但对自己能否胜任先生的助手工作则缺乏自信。见了她后,我坦率地说:此前我只是将《诗经》中的一些名篇,作为欣赏的对象,从未涉足《诗经》研究之门,是个门外汉,只怕有负她的信任。先生笑笑说:做学问,有谁天生就是专家?哪一个人不是从门外走入门内的?问题不在门内门外,只要你喜欢它,坚持做下去,无论干什么,都能做出成绩。就这样,我来到程先生身边,直接聆听她的教诲,撰写《诗经注析》中《国风》部分的题解(实际上只做了三分之二),前后大约半年时间。在工作中 ,先生一如既往地循循善诱。她的宽厚和信任,使我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过去我只看到先生谦和可亲的一面,这时我才感受到她认真细致的一面。在我的记忆中,她好像没有直接批评过我,但是她在交谈中,常会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和我“商讨”(确切地说,是教育)。因为她提出的,往往都是我忽视的、甚至误解的问题。这时,我才看到一个《诗经》研究大家的学识蕴藏,才认识到她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她的宽厚,反而使我感到了一种出自内心的压力,感到自己的肤浅。
       坚持需要韧劲。已经八十多岁的程先生,能够保持学术研究的活力,在《诗经》研究领域不懈地耕耘,同样离不开韧劲。当时她的身心,正承受着巨大的打击。程先生的丈夫、著名的心理学家张耀翔先生已去世多年。她有五个子女,三女二男,长子早夭,另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都先她而去。先生晚年作《忆耀翔》诗云:“两子夭折断人肠,两女居京病膏肓。魂兮归来来慰我,书斋独坐一孤孀。”情景十分凄凉。我不明白,这种韧劲,是怎样在她文弱的身体中形成的?何况她原本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在一次谈话中,程先生说:她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寒门子弟。因生活拮据,她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外婆家,常受舅母的冷眼。因此,她从小就感受到寄人篱下的滋味。后来她父亲终于考中进士,成了翰林,自立门户,并成为著名的学者。晚年瘫痪在床,以病弱之躯,历时九年,完成《论语集释》四十卷,征引书籍六百八十余种,堪称《论语》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她的母亲是清末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虽然从小胸怀大志,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却依然无法自立,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先生的身上,以“尚志”二字教育、激励先生,以此自警。童年的遭遇,父亲的榜样,母亲的希望,使先生从小就树立了自强不息的信念。这种信念,从不曾在她身上消失过,日积月累,便成了一股顽强的韧劲。
       人到老年,容易变得固执。韧劲,也往往会流于固执。但这些话对先生毫不适用。其实,从善如流还不难,难的是如何对待那些也许并不正确的不同意见。而先生就特别善于、甚至可以说是乐于接受不同的意见。也正是她的宽厚,纵容我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她总是耐心地听着我的陈述,只要我的看法有丝毫价值,就会毫不吝啬地加以表扬,鼓励我作进一步的探讨,甚至不惜更改她原来的看法。对教学相长,程先生有着独特的领会和诠释。应该提一下的是,虽然已经年老,但程先生对新生事物依然充满兴趣,对新知识、新观念,也依然怀着强烈的求知的欲望,这也是她乐于和年轻人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程先生是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烈士十分喜爱的学生。“文革”结束不久,李星华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纪念李大钊的文章,谈到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导演了反封建的话剧——“孔雀东南飞”,演员都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女主角刘兰芝的扮演者就是程先生。李大钊曾有意让程先生去当时的“赤都”莫斯科学习,但没能实现。对此,程先生一直怀有歉意,觉得有负老师的厚爱。我曾脱口问她为什么没去,转而一想,这句话问得实在多余,不去当然会有很多原因,如父母需要照顾,和张耀翔先生正在热恋之中,学业尚未完成,国内还有很多事要做……但先生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少数革命者,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个刚出现的红色政权毫无所知。程先生不知道到了那里会遇到怎样的情况,该怎样生活,会有什么结果。这种不确定性,使她产生顾虑。和李大钊等革命烈士相比,程先生当时的思想境界,似乎还不够高,但这却正是一个刚从闺阁中走出的女学生最真实的状况。程先生毫不掩饰的回答,反而更加深了我对她的敬意。人品和学品是一致的。一个敢于自我解剖、实话实说的人,又怎么可能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呢?
       追星,并不是当今社会的特产,过去也有,当然不像现在那么普遍,那么狂热。上世纪三十年代,先生从北京到上海,和她同车的还有北京的一个京剧名角。上海的一些星迷听到消息,赶到车站迎接这个名角。年轻时的先生,秀外慧中,才貌双全。那些星迷看到程先生娉娉婷婷,从车上下来,以为她就是那个名角,一起涌了上来,让先生碰上一次被人作为明星追的遭遇。我问先生当时的感觉如何,先生的回答是“没什么感觉。”当时的演艺圈不像现在那么红火,明星不像现在那么让人羡慕,已是大学教师的程先生对此并不在意,也很自然。但面对别人的追捧,能做到“没有什么感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只有平时淡泊名利的人,才能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宠辱不惊,才能永远守着自己的事业,永不动摇。先生常告诫我:读书人实现自己的追求,不在热闹的交际场所,而在那永远冷寂的书房。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上海租界任教,当时物价飞涨,生活十分困难,先生和挚友郑振铎、孙贵定,彼此以“保持民族气节”六字互勉。为偿还长子的医疗费用,忍痛将家中的藏书《四部备要》、《图书集成》卖掉,决不做有亏名节之事。同时也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对国民党的要人拉拢入党,国社党的朋友邀请做官,都一概拒之门外。先生说:“李大钊老师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我终身虔奉的信条。”先生早年作诗云:“不坠青云志,鹓雏气自雄。”终其一生,无愧此誉。
       坚忍不拔、从善如流、实事求是、淡泊名利,正是这样的精神和品质,使程先生成了一位名师。
       人到老年好怀旧。先生也不例外。她常和我谈起在北京的学习生活,谈到当时已是老人的梁启超、王国维,谈到她的老师李大钊、胡适,谈到她的挚友郑振铎、庐隐。郑振铎先生博学多才,是学界公认的大师。1958年10月,郑先生率团出国访问,在途中因飞机失事去世,遇难前几天还有信给先生。先生认为,如果天假以年,他的学术成就不可限量,从而留下了无穷的遗憾。和先生同辈的不少学者,包括张耀翔先生在内,都有这样的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高寿的先生终于迎来了教育界、学术界的春天,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情景。追求,绝非年轻人的专利,特别是学术上的追求,在一些老学者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1980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古籍研究室为许杰、徐震堮、程俊英三先生执教六十年举行茶话联欢会,先生口占一律,从中可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八十校书期向朗,三年伏案效诗笺。愿将嘉种校园播,岂计残躯老病添。”次年,在庆祝华东师大校庆三十周年时,又作《水调歌头》词,以表心迹:“壮士志,翻身感,耻优闲。休问苍颜华发,兀兀急攻关。”为了不留下遗憾,先生格外珍惜暮阴,不顾年老体衰,以不同寻常的毅力,在她毕生从事的教育、学术领域,尤其是《诗经》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开拓耕耘。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厚积薄发,先生晚年撰写出版了如《诗经注析》、《诗经译注》、《诗经选译》、《诗经漫话》等众多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她校点的其父程树德《论语集释》列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诗经注析》获十八家古籍社联合评奖一等奖。硕果累累,令人称羡。
       1993年2月20日,先生在上海市瑞金医院去世。各界人士及亲朋学生二百多人前往吊唁。在追悼会上,我油然升起一种庄严的感觉,看到一个名师、一个良师不朽的风范。
       灵堂上,她的学生刘永翔先生撰写了一副挽联,对先生的道德学问,作了精辟的概括,集中体现了学界对先生的敬仰:
年九旬不辍弦歌,人钦才学识德无双,咸望期颐,底抛立雪诸生,一旦长天沉宝婺;
诗三百研成著述,家益齐鲁韩毛而五,群推祭酒,纵息为霞晚照,千秋钜业耀名山。
 
 
文|黄珅(我校中文系1982级硕士校友) 编辑|曲晓芸
 

 

作者: 黄珅 | 信息来源: | 发布日期:2017-03-16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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