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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冲:丽娃河畔学“三农”

——政教系77级学生农业经济研究小组学习生涯简忆

       1979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一则报道:《师大十位学生成立农业经济研究小组》。报道中说:“上海师大(注: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尚未更名)政教系虞锡君、吴志冲等十位学生,于今年2月自由结合,成立了本市高校第一个农业经济研究小组。”
       光阴似箭,日月似梭。解放日报的报道至今37年过去了。但每当回顾当年清新向上、学养浓厚的大学生活时,依然由衷感动,只要思绪的闸门开启,仍然热情涌起。
       1977年10月,邓小平以求贤若渴的态度,打破常规,决定废除“文革”期间实行的推荐上大学制度,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并且在1977年冬天立即举行升学考试,1978年春天新生入学。1977年12月,后来的华东师大政教系七七年级学生农业经济研究小组的四个发起人:范德官、虞锡君、杨永华、吴志冲,他们当时都是农村基层干部,一边和农民一起参加“三秋”生产,一边自修,经过半个月至一个月的突击文化复习,参加首届高考,均以高分,非常幸运地被华东师大政教系录取。四个人由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的历史性决策作媒,有缘相聚华东师大丽娃河畔,书写了一段历史佳话。四个互不相识、年龄均已达30岁大学生超龄线的农村回乡青年,响应邓小平读书知进号召走到了一起,并成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一辈子的同窗良友。
       1979年2月,在中央一系列支持农村农业改革开放、帮助农民脱贫增收的全新方针政策鼓舞下,激发了我们从事“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的简称,当时中央尚无“三农”的提法)研究工作的浓厚兴趣。在一次学生宿舍自修交流时,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中央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视,为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熟悉农村的农村青年将来施展抱负,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我们认为,大学毕业以后,我们极有可能要回到自己的县或上海郊区去工作。因为经过十年“文革”折腾,各行各业人才奇缺,郊区农村尤其缺乏。既然我们将来极有可能从事“三农”工作,那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就作好知识储备。四个人商定,立即成立华东师大政教系七七年级学生农业经济研究小组。充分利用大学里名师多、资料多、学术氛围好的诸多有利条件,分配出一部分学习时间,对“三农”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作比较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为毕业以后从事“三农”工作积累功底。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研究小组又吸收了六名自愿报名参加的七七年级同学:奚正秋、王亚平、张富顺、唐智华、薄明华、周新元。我们四位研究小组发起人将有关设想向时任政教系常务副主任吴铎老师作了专门汇报,得到吴老师的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根据我们的要求,吴老师当场拍板,为我们研究小组“开小灶”,委派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导师陈伯庚老师作为我们研究小组的指导老师。陈老师是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由他指点,保证了我们小组的健康成长。
       研究小组成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时间分配显得特别紧缺。又要学习公共课程,又要学习经济专业课程,又要深入研究“三农”理论,时间总嫌不够。我们就向晚上多学一点要时间。我们研究小组10位同学都来自上海郊区农村,都是祖祖辈辈穷得读不起书的穷人家孩子,我们都极其珍惜这空前绝后、来之不易的学习深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我们凡是感到这个知识对我们以后工作是有帮助的,不管有没有学分,不管学校有没有规定学习,我们都用心地旁听、研读、写心得笔记。四年大学生活期间,因为工龄中断,自费上学,为了省钱,一日三餐,以三分青菜当家,生活极其艰苦。每天晚上12点以前,我们基本上一直在阶梯教室和图书馆的灯光下学习、钻研。每天清晨六点不到,我们又来到操场跑步,然后到丽娃河畔晨读。可谓苦在其中,学在其中,乐在其中。
       从研究小组成立至1982年1月大学毕业的二年半时间里,小组基本上二周活动一次,主要内容有:交流各自发现的“三农”发展新动态、新问题、新趋势、新政策、新观点;分析上海郊区“三农”发展的现状、问题成因、对策、理论思考;借鉴国外“三农”研究著作、动态、观点。陈伯庚老师几乎每次都尽可能安排好工作参加我们的小组研讨活动,认真倾听我们的交流发言,并不时对我们发言中的学术观点予以点评,同时向我们介绍一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三农”研究方面的新动态、新观点,帮助我们拓展视野,解放思想,创新思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磨炼,我们10位小组成员逐步提高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摸索到了一套做学问的方法。陈老师二年半的辛勤教育,犹如春风化雨,在润物细无声之中逐步提高了农业经济研究小组全体成员的“三农”研究理论水平。
解放日报农村部的领导贾安坤、龚心瀚同志知悉农经小组成立的信息后,非常重视。委托农村部资深记者徐茂昌同志采访吴志冲,随即在1979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作了专门报道。在农业经济研究小组的示范效应下,加之吴铎老师等系领导支持,政教系在后来的二个多月里,学生自由组合,如雨后春笋般地又成立了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等10多个不同研究方向的专业学习研究小组。这些小组中的许多同学,后来都发展成为该专业领域的著名专家。
       在吴铎、陈伯庚两位恩师的精心教育指引下,在研究小组10位同学共同努力下,在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学术沃土上,结出了一批“三农”理论研究初步成果。在研究小组的二年半时间里,小组10位成员共撰写了40多篇“三农”研究论文。其中,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刊发一篇;在解放日报和解放日报市郊版上刊发近二十篇;在《上海农村经济》杂志上刊发二篇。
       由于吴铎、陈伯庚两位老师富有远见的教育指导,他们当年悉心浇灌培育的10棵师范苗圃小树苗,在后来的岁月里都成长为可造之材。
       范德官同志大学毕业后,先回到上海县担任县级部门领导。后担任上海市农村工作党委书记10多年,兼任上海市农委主任7年多,为上海“三农”改革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诸多贡献。2002年以后,范德官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秘书长。他工作勤勉认真,颇有建树,是一位风度儒雅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他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主持上海市级“三农”研究课题10多项,主编或参与编著了多部“三农”研究专著,撰写了近百篇“三农”研究论文。
       虞锡君同志历经曲折,后经陈伯庚老师介绍,来到浙江省嘉兴学院,担任学院科研处长,同时是一位二级教授。他还兼任嘉兴市委市政府的“三农”工作顾问,为嘉兴市的“三农”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虞锡君同志研究成果丰硕,撰写“三农”研究专著多部,“三农”研究论文200多篇,领衔国家级、省级“三农”研究课题20多项。
       杨永华同志大学毕业后几经迁徙,历经坎坷,后来到了广东的华南师范大学,长期担任华南师大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导学生众多,“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桃李满天下。杨永华同志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著作等身。他撰写的“三农”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专著达20多部,“三农”研究和经济研究论文达300多篇,在“三农”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上颇多建树。
       吴志冲大学毕业后在崇明县三烈中学执教,随即被选调至崇明县政府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崇明县县级部门领导、上海市农委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农委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并被评定为高级经济师。从大学毕业工作至2008年《农本论——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思考》专著出版止,共撰写“三农”研究专著和主编“三农”研究著作10多部,参与编著“三农”研究著作近10部,主持或参与完成“三农”研究重点课题、热点课题30多项,撰写“三农”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200多篇。
       王亚平同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漂”。经过王亚平同志的顽强努力,他从普通教师干起,一个一个台阶往上,一直擢升至商务部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商务部司长,在工作上多有建树。与此同时,王亚平同志不忘“三农”,先后撰写“三农”研究专著和科学学著作多部,撰写“三农”研究论文数十篇。
       奚正秋同志大学毕业后,长期担任上海市农委党校教务长、副教授。为培养上海郊区“三农”工作干部呕心沥血,作出重要贡献。奚正秋同志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主编了五部“三农”研究著作,撰写了近百篇“三农”研究论文,主持完成了“三农”研究课题10多项,为上海的“三农”工作贡献了许多智慧。
       张富顺同志大学毕业后回到金山县,从县委党校教师干起,后来长期担任中共金山县委党校、金山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副教授。为培养金山区的“三农”工作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特色办学上颇有建树。与此同时,张富顺同志主编“三农”研究著作多部,主持“三农”研究课题10多项,撰写“三农”研究论文70多篇,成果丰硕。
唐智华、周新元同志大学毕业后都转行从事律师工作,是高级律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农民朋友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法律保护,深受农民欢迎。他们根据自己的司法工作实践,撰写了大量关于律师工作研究和法律研究方面的论文,同时还撰写了不少“三农”理论研究论文。他们是法律专家,同时也是“三农”研究专家。
       薄明华同志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是一名优秀中学高级教师。30多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桃李满天下。薄明华同志善于总结自己的教育工作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学教育方面的论文。同时不忘初心,在教育工作之余还撰写了许多“三农”研究论文,为自己曾经的“三农”工作理想尽心尽力。
       华东师大政教系七七年级学生农业经济研究小组令人难以忘怀。
 
文|吴志冲(我校政教系77级校友,曾任职于上海市农委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编辑|曲晓芸
 

 

作者: 吴志冲 | 信息来源: | 发布日期:2017-03-16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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