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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道:深情怀念胡守棻先生

       胡守棻先生是河南省汝南县人,三十年代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先后在上海洋泾中学、重庆中华大学、河南大学和暨南大学任教。上海解放后,胡守棻先生任复旦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并兼任上海正风中学校长;1950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授。胡守棻曾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理事,上海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是我国著名教育学专家。1994年7月21日,胡守棻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6岁。

       大学期间我们开设了二十多门课程,《教育学》是主要的专业课,由胡守棻教授主讲。因为是河南同乡,他对我特别关照,多次邀请我到他家去,借给我他珍藏的教育方面的书籍。自从知道我和胡先生是老乡后,我也和他生出一种亲近感。有好几次下课之后,胡老师带我到教师休息室拉家常,问长问短。他生于1908年,年长我父亲三岁。抗战前他到过开封,抗战时到过洛阳,也到过与我们孟县相邻的沁阳。胡先生好几年没回家了,很关心河南的变化。我们在一起谈到河南的贫穷和落后,谈到“大跃进”时河南的“浮夸风”,谈到很受河南人怀念的潘复生,也谈到大搞“浮夸风”的吴芝圃。我有口吃的毛病,最怕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胡老师鼓励我下决心改掉这毛病。我认真做了准备,写了一篇近二千字的发言稿,并于夜间悄悄地在共青场上进行了练习。今天我的发言开始不错,可是讲到一半时忽然紧张起来。这时我看到胡老师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才又平静下来,稳住了阵脚,完成了发言。”

       胡先生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说话十分谨慎小心,给人感到似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很同情他。胡教授家住在校外,几乎每天都要挤公共汽车到学校上班,背课、讲课、辅导、批改作业和评审论文,我真担心他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有一次星期六他为我们上课,从上午八点讲到十一点半,累得满头是汗。下课后同学们急急地赶往饭厅吃饭,他还得拖着沉重的脚步到校门口挤公共汽车。有一天我们到人民广场搞民兵训练,回来时已经很晚了,马路上的电灯都亮了,我看到胡教授才提着手提包走向大门口。还有一天晚上下着雨,他给我们上完辅导课已经九点多钟,我望着他拖着疲惫的身影消失在雨夜之中。

       胡先生教我们《教育学》时经常带领我们走出校门,到过上海一些著名的中小学进行教学见习和实习。这使我们得到许多教育实践的机会,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1964年全国大搞“教育革命”,半工半读学校声名大起。1964年9月,胡先生带领我们到上海第三技工学校进行调查,我写成了调查报告《从上海第三技工学校看半工半读学校的前途》,胡先生肯定我的调查报告,并打算往教育刊物上推荐。

       1965年6月,胡先生带领我们教育专业十多人到华东师大一附中搞教育调查。我们深入到高一的几个班级,和学生们一起上课、学习毛著、参加劳动和打扫卫生,还参加学生们的文体活动和科学实验活动。在这次为期半月的教育调查中,胡先生要求每人要选一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六千字的调查报告。胡先生认为“如何教育好‘顽皮学生’,是许多教师头疼的问题。中外教育家研究了几百年,仍有研究探讨的必要,也有其现实意义。”他建议我写如何教育“顽皮学生”,我接受了胡先生的建议,积累了一些素材,走访了几个老师和一些“顽皮学生”,但后来感到难度很大,就想打退堂鼓。政治辅导员钱老师了解这一情况后,建议我选中学生如何学好“毛著”这个题目。

       我觉得这一题目很有现实意义,也比较容易写,就去和胡先生商量。在学“毛著”成风的1965年,谁敢说这个选题不好呢?胡先生说:“教育‘顽皮学生’这个选题虽难写,但对你以后从事教育工作会很有帮助。”他同意我改换题目,并建议我写中学生如何学好“毛著”时,要立足于学生的角度,不要把他们当成年人写。胡先生亲自审定我的调查提纲,还帮助我组织两次教师座谈会。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完成了9000余字的教育调查报告。

       1965年9月,我们班到安徽定远参加农村“社教”,大半年没再见到过胡先生。这其间,全国风声鹤唳,政治浓云密布。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大约是五月底,华东师大在安徽定远搞“社教”的千余名师生全部集中到定远县城。同学们学文件,表忠心,喊口号,写大字报。

        当时一切都在怀疑之中。同学们在批判揭发教师的同时,也瞪大眼睛寻找“横扫”的目标,我们班级有几个同学被不点名的批判。有人在讨论中半开玩笑地称我为胡先生的“高足”和“得意门生”。我感受到了压力,这不仅仅是玩笑,随时会被上纲到“迷信反动权威”。为了表示自己与反动教授划清界线,我写了一张词语高调尖刻、内容捕风捉影、手法上纲上线的大字报——《胡守棻的三把刀》,把胡先生的乡情乡谊上纲为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把胡先生对自已的关爱上纲为为资产阶级对青年学生的拉拢,把胡先生对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歪曲成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这张大字报传到学校,成为批判胡先生的一发炮弹,给胡先生增加了新的罪名。这张恩将仇报的大字报,凸显了当时政治的冷酷、人们思想的偏激、人性的扭曲和人际关系的险恶。

        1968年我从华东师大毕业后,再也没有见到胡先生。数十年来,我一直为当年这张大字报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一九八八年姐姐病逝时我到上海奔丧,下了几次决心想见胡先生,但一想到那张大字报我就汗颜,最终没有勇气面对胡先生。一九九二年我到杭州出差,曾在上海停留几天,本有机会见到胡先生。见不见胡先生,那几天在我心中反复进行着斗争,最后仍因缺乏勇气而作罢。一九九七年5月,孟州广播电视局组织中层以上领导去南方旅游,我又一次来到母校。这次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见见胡先生,了结我的这块心病。然而胡先生已于三年前去世,使我悔恨不已,抱憾终生。当晚我回到住处四平路旅馆,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写下《忆胡守棼教授》一诗,向胡先生的在天之灵表示忏悔,寄托我对胡先生的哀思。全诗如下:

恩师加同乡,待我情意长。

“文革”浩劫降,教授遭祸殃。

横扫“破四旧”,山雨风暴狂。

扭曲心灵乖,迷惘行为张。

一张大字报,无限把纲上。

先生处逆境,无疑雪加霜。

当时我得意, “左派”响当当。

弹指三十载,往事岂能忘!

每当忆恩师, 点滴记心上。

愧疚萦脑际, 心若刀剑伤。

知恩不思报,本已不应当。

落井再投石,实在太荒唐。

拙诗明心迹,遥祭三柱香。

恩师若有灵,九泉当见谅。

       如今在许多人眼中,“文革”刚刚过去四十年,它的真相便已模糊不清。如果继续忽视对历史真相的反思,同样的悲剧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数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荒唐年代中我们这一代人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段恩将仇报的经历一直成为心中的愧疚。它使我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我没忘记我曾加害可敬的胡教授,没忘掉我曾愧对自己的恩师,不止一次忏悔当年自己的荒唐作为;而另一方面,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又常常想掩饰自己,对当年的荒唐怯于面对,羞于启齿,不愿咀嚼记忆的苦果,害怕剖剥良心的谴责。

        经过痛苦的反思,我终于认识到:回避过错,实际上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回归人性的良知。我们每个人对往事的反思,我们每个人对过错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文|宋志道(我校教育系1963级校友) 编辑|曲晓芸

 

 

作者: 宋志道 | 信息来源: | 发布日期:2017-03-16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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