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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三岁的徐中玉:那永远年轻且“挺拔”的笑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徐中玉先生便是一个人生的健行者。因为这意味着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苦难,拥有一种坚定、坚毅和坚强的情怀。 其实,这正是先生口耳相传的“长寿秘诀”。但在所有“取经者”看来,这不也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吗?

       跨入2017年,徐中玉先生又“长”了一岁——103岁了。

       然而,他却一点儿也不像103岁的长者。

       他还要走。送别来访者要走到楼梯口;去长风公园,一级级走到楼底,才坐上轮椅,遇到老友——公园门口的熟人们,扬手热情招呼。

       他还要读。保姆阿姨说,他路过什么店,看见飘扬店招,或者门口贴的对联,甚至看见别人手里拿的书,他常常要停下来,念一念,笑一笑,就很开心。

       他也还要笑。那永远年轻且“挺拔”的笑容,不长皱纹。有位作家曾如此感慨形容:“那就是灿烂!”

 

为学:无用之用,最终有用

       1934年,19岁的徐中玉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

       彼时的山大,校长杨振声,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语系主任梁实秋,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梁实秋先生著有《酒中八仙》,记述当时一干旧友的风雅逸事。

       徐中玉与叶石荪先生最为亲近,越近晚年,提及叶石荪先生的次数就越多。

       后来出了名的“徐中玉的卡片”,正是受了叶先生的影响——他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做卡片,那是上叶先生的课,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被训练出来的“习惯”。

       两张纸黏在一起,一张卡片上能写两三百字,然后按问题分门别类,放在抽屉里。做卡片的好处是什么呢?徐先生解释:“首先,抄写过程是记忆过程,做过卡片后印象很深;其次,卡片分类过程是思维整理过程,这就训练了思维,对做学问大有好处。”“材料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有大量的实例引证,才能有说服力,没有资料积累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

       先“反右”后“文革”,20多年间,徐先生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

       “文革”时候抄家,两三千万字的卡片就堆在家门口,没人理会。徐先生偷乐:“其实它们才是我的宝贝呢。”这些造反派抄家也不要的“无用之用”,最终还是有用的——因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后来所编著的许多作品,很多都得益于这些卡片。

       那些发黄的几万张卡片,几乎成了岁月的说明书,默默诉说着先生曲折多舛的人生历程。

 

为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华师大中文系教授方智范,在多年后,仍“怯怯”地回忆自己跨入华东师大的大门时的情形:

       “那是1978年的7月,天气炎热,我们几个获得研究生复试资格的‘老’考生,在系办公室的老平房里,接受面试。

       面前坐着一排古典文学专业的老师,中间一位,主持这场面试的,就是我从学生时代已闻大名的徐中玉先生。考试采取抽签的办法,我抽到一道关于元人散曲的题目,因为没有读过这支曲,先自胆怯了几分;先生连连发问,我心中一慌,更加语无伦次,额头汗珠淋漓,拼命挥动手中的折扇,却毫无用处。我只得回答‘没读过’,先生一笑,就此放过了我。后来我被录取了,但从此在系里见到先生那挺拔威严——当然是‘威而不猛’——的身影,头脑中就会映出面试时的尴尬一幕,顿时生出几分畏惧心来。”

       许多学生,亦对徐中玉先生有相似的印象——如古人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形容,那是对君子的一种礼敬。

       南帆眼中的先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至于盼望已久的“名课堂”是这样子的:“油漆剥落的地板,几架子书,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一摞一摞的学术杂志,徐先生的书房一直如此简朴。几个研究生坐在沙发上,每人捧一杯热茶,上课就开始了。徐先生的课多半是引导我们围绕某一部著作,进行充分的讨论,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互相争辩。徐先生从来不限制学生的思想。”

       在那时的校园里,很多同学看见过,徐先生拎一个包,一路带风疾行,犹如神行太保。在教授殷国明看来,那几乎等同于“一路小跑”:“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徐先生瘦高嶙峋,行步如飞,再加上那独特的走路姿态,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他有如此的身姿精神。”

 

为教:以文化人,发古启今

       “做一个为学生敬重的教师不易,做一个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学者更难。而徐先生能从教育的本质看待各种人和事,并且直道而行,执著追求,置毁誉于度外。

       《大学语文》现在已是一门尽人皆知的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解放前曾名为‘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被取消,从此整整中断了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先生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倡议,于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把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推向全国。”

       曾经,他痛心疾首地呼吁:没有这个课程,导致了大学生失去了解我国自身文化的机会。而在先生心中,“以文化人,发古启今——此为人文”,他力图以这一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熏陶滋润,提高对国家、社会的热爱与责任感,成为有思想、有热情,求真务实的人才。

       于是,他为教材定下的宗旨是:一、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二、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三、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四、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彩描写提供了美感、愉悦和享受,既能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和写作水平。

       为此,《大学语文》 教材打破了按文体编写的惯常体例,改为提炼若干人文专题进行编排,所选又多为中外文质兼美的文学名篇,突出人文教育这根主线,更有时代特点。

       30余年后,面对“军功章”——《大学语文》目前已经修订了十版,至今起码发行了3000多万册,受益人群更是无可计数,更无可计对嘉惠后学的影响……徐先生在给友人的信里依然清醒、谦逊:“很多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将大学语文的学科发展不断完善起来……到现在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方法已经很合理了。老实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教学的方法上,毛病还是很多。”

       早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大学语文》,修订却可能在永远未完成的状态。只因先生反复强调,“兹事体大,责任很重”。

 

为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13年11月7日下午,徐中玉先生在阳光明媚的书房里,迎来了当年他的关门弟子(86级硕士研究生)张建永、李裴、吴炫、朱桦、谭运长。百岁的徐先生,又给他们上了一堂意义独特的课。

       五杆烟枪如同当年一样吞云驾雾起来,徐先生还频频给他们散烟。那是“红双喜”吧?对于先生来说,烟就是烟,无所谓牌子名头,就像穿衣吃饭,能普通则普通,“穿暖了,吃饱了,除此不做要求”。

       他在生活上的节俭,与在工作上的勤奋与不懈努力,恰成鲜明的对比,也与他对待他人与社会的慷慨大度,恰成鲜明对比——那之前,他刚刚捐给了母校五万本个人藏书,以及差不多是一辈子积蓄的100万元,成立了中玉教育基金,以资助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先生曾多次提起过,他出身清贫的中医家庭,以两个姐姐的辍学,给袜厂摇洋袜,才得以勉强上了师范学校,其间还去做了两年小学老师,才结存了上大学的费用。他叹及:师范科正是穷人子弟接受教育的“方便之门”。即便百岁高龄,他仍不忘为后来者把这“门”再尽力推开一点。

       中学、大学皆为先后同学,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又共事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友钱谷融先生,每每提起徐先生,从来都是赞不绝口:“教书育人”、“道德文章”!

       “反右”时徐先生被批判,钱先生劝他不要一味硬顶,硬顶无益。但徐先生却答:“我横竖横了。”到了会上,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时,他都据理与之争辩,以致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即便如此,徐先生还是不“悔改”。动荡岁月中的一次批孔大会中,他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结果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

       他正色言之:“我就是不怕那些混蛋”。那其实是一种九死而不悔的人生表态——不遮掩,不迂回,不屈就,那也不仅只是语言的风格,更构成了一种人生姿态与精神风骨。

       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徐先生便是一个人生的健行者。因为这意味着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苦难,拥有一种坚定、坚毅和坚强的情怀。

       其实,这正是先生口耳相传的“长寿秘诀”,但在所有“取经者”看来,这不也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吗?

 

记者手记:他的笑里有阳光

       去年中秋节那天,我带着两盒月饼,去探望两位年高德劭的老师,102岁的徐中玉先生和98岁的钱谷融先生。

       先去徐先生家,依旧是老楼、老房,连装修都没有过。踩着吱嘎作响的木楼梯,上达三楼的老地方,还未敲门,门就自动开了。可能因为事先约定了探访时间,也可能因为木楼梯放大了我的脚步声。更让我吃惊的是,徐先生就侧立在保姆阿姨的身后,那样笑着……

       前不久的一天去拜访先生。那是一个灰暗冬日的午后,我在他的笑里,仍然看到了太阳,在窗帘的后面,在书本里,在他的寒暄里。

       我说:“先生,您好。”他笑着说:“我不好,我还要再努力;你好!你好!”

       他的书,几乎布满了所有的房间,就像他的笑容,也就像阳光:使来者受到的都是鼓舞!

 

徐中玉谈治学: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

       我以为古代文论的特色之一,是尚用。古代文论对文艺的作用认识得很全面,大至经国济世,小至愉悦身心,都有人谈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兴观群怨”中的“怨”字,有两种“怨”,一种是“为民请命”式的,一种是个人“叹老嗟卑”式的。前者是伟大文艺家的共同追求,后者的品格不大高,但“不平则鸣”,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发愤著书”、“穷而后工”都跟“怨”密切相关,这种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特色之二,是求真。求真有两个方面:反映客体要真,抒写主体也要真。客体的真不能限于表象,而应写出它的精髓。主体的真还要涉及主体的人品,人格卑下的人能指望他写出真正的好文章吗?人品重于文品,也是古代文论的一个特征,我认为它就是从主体要真,这一点生发出来的。

       特色之三,是重情。刘熙载说:“文,心学也”,古人早看出文学是以情动人、以情感染人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作用比疾言令色的说教要深广得多。文学作品可以说理,但说理也得寓理于情。

       特色之四,是重简要。要言不烦,使人举一反三。“辞尚体要”是古代文论反复强调的,《文心雕龙》不过3万字,已经是古代文论中最成体系的“体大思精”之作。随笔、杂记、题跋、序引、曲话、小说评点等书中的零星记录,往往一语道破天机,闪耀着艺术感知的灵光。

       特色之五,是形式多样,本身即为艺术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诗品》,或为诗或为赋或为骈文或为四言句,不仅说理精深微妙,而且本身就是难得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可贵的。特色之六,是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一与多、远与近、难与易、厚与薄、多与少、形与神、景与情、有法与无法……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

       古代文论中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及其细致的运用,其深刻的哲理内含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当然,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绝不止我说的这几点,我只是就自己的认识谈一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其中还有极多的宝贵东西可供挖掘,我们的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

       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我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了古今来谈,希望对现实有所裨益。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只是纸上的空谈。

       比如我的《论“无胆则笔墨畏缩”》就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战战兢兢、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希望大家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又如我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

       《“惊四筵”与“适独坐”》这篇则是辨析和议论“惊四筵”往往不如“适独坐”的原因,前者如大跃进时的“放卫星”,动辄号称亩产五万斤十万斤,引得一片叫好,事后却发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后者则因为用平静、朴质的语言道出真实的道理,不追求虚假的效果,可能一时得不到好评,却能经得起检验,最终得到首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哗众取宠的言论和作品不该瞎捧场,不该人云亦云,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的体系,或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或服膺五光十色的主义。凡一种流行过的体系,总有某些见解,或比较新鲜,或比较深入,或扩大了原有视野,不能一概地否认、排斥。但由于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这类思想体系往往只能在局部起到开拓、深化的作用,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将之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一种理论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文艺研究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何况一种学说往往因急于构成体系,忽视或抛弃了很多不符合它设想的东西,这也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强调兼收并蓄的重要性。

       兼收并蓄就意味着要博览群书,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读文学作品,不能毫无创作体验,也不能只读文学理论的书籍,哲学、历史、心理等知识都不可或缺。兼收并蓄也意味着要向外国学习。研究生阶段我研究的专题虽是宋代的诗论,但我仍同时读了莫泊桑、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虽然看得毫无系统,但仍觉得颇受益。在理论方面,黑格尔很有逻辑,也有许多深刻的见解,我愿意读,但有时感觉过于抽象、枯燥。同样是德国人,歌德的谈话录就亲切舒畅得多,歌德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他们的并存很有意味,用不着给他们强分高下。

 

【嘉宾介绍】 徐中玉,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主编并开创《大学语文》教材和课程。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美国印象》、《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 等。2013年,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4卷700万字,是目前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文:徐芳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题图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

 

作者: | 信息来源: 校友会 | 发布日期:2017-01-09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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