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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震堮先生言行录

好学敏求 谦冲渊默

 

徐先生八九岁时读书家塾,翻到家藏唐人诗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萌发了对文学的爱好。十四岁入中学,受业于章太炎门人朱宗莱和谭献弟子刘毓盘,学习文字、音韵、训诂、考证和词章。入大学后,又从王瀣、吴梅受诗、词、曲之学。所作诗词,不胫而走,朱自清先生十分看重先生的作品。柳诒徵读后也大为激赏,曾称许为“清隽苍老,卓然名家”,所编《历代诗选》,去取极严,于现代仅取先生一人,以一年不满三十的后辈之诗而能令耆宿如此倾倒,实近世所罕见。

先生博览群书,曾对学生谦虚地说:“就学习而言,我是杂乱无章的,只凭兴之所至,是极端的‘趣味主义’。八九岁时,在家塾读书,看到家中有李、杜、白乐天、李义山的诗,就拿来乱翻,虽然不怎么理解,却发生了兴趣。读中学时,词学名家刘子庚(毓盘)先生担任我的语文老师,那时正好他要刻自己的词集,让我抄写。由此才真正知道什么叫词,于是便经常学做。中学时代我受子庚先生的影响最深。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那时,吴雨僧(宓)先生在那里教西洋文学,使我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从此便爱上了外文书,记得翻译还受到他的称赞。我的读书和旁人不大一样,并不一定要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然后著书立说,博取声名。我看书的习惯完全建筑在趣味上面,这样可以摆脱尘羁,神游八极,将自己陶醉在一个与现实不相接触而广大辽阔、趣味无穷的世界里。我看书只是古今中外地乱翻,而且喜欢古代的过于近代的,喜欢外国的又过于中国的,就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离得更远。”

先生通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六国文字。1930年又开始学习世界语,他完全被它吸引住了,自学了一两年之后,就开始练习写作,陆续译出了一些中国古诗,寄给当时最有权威的世界语杂志《文学世界》,居然发表了出来。这是他通过世界语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的开始。所创的世界语诗歌,曾流传于国内外。世界语大诗人喀洛卡伊编《九诗人集》、苏格兰诗人奥尔德编《世界语诗选》,先生之诗皆为所采。他认为:“世界语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言志抒情,也是一种理想的翻译用语。”

先生于唐宋诗词研究尤深。所作诗词数百首,从不轻易发表。其所著《梦松风阁诗词集》,身后方才出版。先生诗词皆擅,才识俱卓。曾说中晚唐诗家风格各异,而通读其集,仅具一种风格,而杜甫则不同,集中诸体均备,后世诸家皆不能出其范围,只是各取其一体连篇累牍地复制而已。此说虽不自先生始,而先生则不但能发起微,还知而能行。他对诗虽好柳宗元、梅尧臣,于词虽爱周邦彦、姜夔、吴文英,而所自做诗词,绝不沿袭一种风格,皆根据题材所宜而加以神明变化。先生的古文则清淡自然,不作八家矫饰之语,可谓“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其论学诸作,也是言必有徵,论不虚发,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先生于教学之余,又兼任《辞海》编委及分科主编,审阅推敲,一字不苟,其笃实谨严的作风,为同行所钦佩。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先生编著亦甚宏富,有《唐诗宋词选》、《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三家注李长吉歌诗》、《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及《再补》、《世说新语校笺》等,为学术界所重视。其中《世说新语校笺》一书,曾费二十余年之功,先生虚怀若谷,本不欲出版,为友人力劝,始肯付梓。此书之笺偏重释词,清通简要,别具特色。此外,古籍研究所整理的《新唐书》、《新五代史》、《王文公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均由先生最后定稿。

育才

先生在浙江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长期担任古典文学讲席,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生前十分关心中青年文史工作者的成长,循然其诱,蔼如其言,教以道德学问。常谓二者之中,前者为重,若有才无德,则其人不足观。

“文革”开始,先生受到冲击,他在一首词里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半世游身羿彀,不中岂非天幸,中即欲谁尤?”并告诫自己:“芟尽舌端矛戟,忘却胸中泾渭,莫莫复休休。”“四人帮”粉碎后,他喜而赋诗云“迅扫欃枪得未曾,喜看寰宇复清澄。天行威令风雷动,地浃阳和草木欣。休讶六军齐左袒,只缘四海盼中兴。纤儿枉作拿云梦,千丈冰山一夕崩。”他觉得接下来是一个可以有为的时代,于是同意招收研究生,出来担任古籍所所长,化道家的“无为”为儒家的“有为”了。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古籍所招了十多名研究生。先生年近八十,而不辞辛劳,亲上讲台,讲授《汉书》、唐诗、宋词之学。先生更因材施教,好诗词者传以诗法,好流略者为指点版本目录学之要,好读外文者则教以外语。均据诸人性之所近而各有所教。数年后,先生患病卧床,还倚榻对学生时加教诲,为人之道,治学之方,无不谆谆道及。

先生深切地感到中国人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的必要,他说:“我觉得外国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了解得实在太少。第一是外国人能读懂中国文言的实在不多,加以对作品的许多典故更是陌生,不像中国略知欧美文学的人,对《圣经》故事和希腊罗马神话都耳熟能详,所以常闹笑话。记得抗战前读过一本英国人译的中国诗,把唐诗中用‘美人’一词处皆加上一条注,说是指杨贵妃;又把李白的‘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一联中的‘白登道’译成‘一条白色的渐高上去的路’。苏联艾德林用散文译的中国诗更是错误百出。有一次作协举行招待会,他也在座,我一时忘了这本书是他的,随便说了两句,他老大不高兴,说他是懂中文的。不错,他普通话讲得很好,许多中国诗也能成诵,但他是否真懂中国诗,我表示怀疑。大概像亚瑟·韦利这样的翻译家恐怕是很少的。但还不能比较正确地反映出中国诗的形式。埃兹拉·庞德是一个卓越的诗人,他译的李白《长干行》把‘五月不可触’这句还是译错了。所以要把中国文学介绍给外国,这个任务最好由本国人来完成。但这样一来,翻译用语必然是外国语,不是译者的母语,翻译作品在母语国家的人看来必然不够地道。而世界语不是任何一国人的母语,就不存在这一问题,所以我说世界语是最理想的翻译用语”。

先生用世界语向国外翻译介绍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希望这一事业后继有人,曾对学生说:“你们何不也学世界语呢?希望你们学了,能继承我向外国介绍中国古典名著的工作。”于是他让几位外文较好的学生跟他学世界语,给他们挑选课本,亲授诵读,并批改作业,简直像一位严格的中小学外语教师。

先生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教学科研岗位上的中坚力量,他们至今都在怀念这位为他们献出无尽心血的恩师。

 

作者: 刘永翔(我校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 信息来源: 校友会 | 发布日期:2016-12-09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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