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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丽娃河上的文化怀旧

一、记忆中的后门文化

  我的记忆属于后门。

  回忆需要从后门——而不是前门——开始。大学的后门就是大学记忆的策源地,那里隐藏着一个大学的精神秘密。我甚至坚信,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得有一个好的后门。

  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的华师大就有这么一个神奇后门。围绕着它所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后门文化”,是我们理解华东师大这所令人怀念的学校的魅力所在。它与前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今天的华东师大有一个器宇轩昂的前门,宏大,高耸,而且堂皇。这正符合它所要向人们昭示的一切:它提醒着学校的气派和严肃性。现在正门前还有高架路,有一个主要的街道,某种程度上是被赋予了交通要塞性质的正门,此时就与这个城市构成了一种正面的关联。而后门,则是属于广大学生自己的。

  后门通向一条小街——枣阳路,其终端是长风公园。在一般的上海市区地图上,这条小街上只有一段没有名字的白线,仿佛这座城市赘生的一段“阑尾”。而我们的存在使他经常“发炎”。我们在那喝酒,闲聊。一瓶啤酒,一碟盐水花生就足以让我们打发小半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饭菜票付账。只有在这种酒店里,学校食堂的饭菜票才会通用。有一次,我们拎了一塑料袋的硬币,全是那种分币,哗啦啦倒在柜台上付账。老板无奈地嘟着嘴,慢慢地数着。

  对于我们而言,后门永远是敞开的,这与严格的正门形成对照。后门的开或关,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大意义,通宵营业的小店要招待半夜爬墙过来的学生。能否熟练地翻越那道铁门,几乎是检验是否为华东师大学生的测试题。爬门已构成了我们校园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构成我们与学校之间“异常关系”的象征。

  后门文化也成了我们校园生活的物质化的一面。后门最重要的特征是杂乱无章。破败的小店,杂乱的地摊,胡乱吆喝的小贩,漫无目的的游荡者……贫穷的大学生口袋空空,却乐于在这里游荡,使得整个后门显得拥挤而又热闹非凡。尤其是在黄昏课余时,那里的拥挤程度不亚于南京路。贫穷的学生们以自己空荡荡的口袋跟这座物质发达的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直接而又简单的联系。因此,在后门的街道上形成了与其实质极不相称的畸形的繁华。

小酒馆里的“波希米亚人”

  后门还提供另一种机会,那就是你在那里会碰到各样的人。在通常情况下见不着的人,很可能都会在那里遇见。

  在后门的“台湾风味”面馆,总会遇到一群吵吵嚷嚷的家伙,他们是夏雨诗社的诗人们。这些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口里念叨着“贫乏时代,诗人何为”的咒语,在丽娃河畔游荡,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嚎叫派”是他们的宗师。他们确实爱嚎叫,嚎叫着读诗,嚎叫着唱歌,嚎叫着在女生宿舍楼下呼喊“小丹”、“小雯”什么的。

  华东师大曾经是当代先锋诗歌的圣地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盲流”的集散地。诗社和文学社成员的宿舍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一阵敲门声。开门看时,便看见门口站着一位陌生人,乱蓬蓬的长发,邋里邋遢的黄军装,神情诡异,目光阴沉。开口便说:我叫××,是×××(诗人)的朋友。说着,便从破烂的军用书包里掏出一叠纸,说,这是我的诗。主人接过一摞杂七杂八的纸,略为翻阅过后,当即叫道:走,后门喝酒去!一通胡喝海吹,东倒西歪地回去,这位外省某偏僻乡间流浪过来的诗人,也就成了宿舍额外的成员。住上十天半月也是常有的事。偶尔也有某个家伙 一直赖着不走,吃完了大家的饭菜票还要借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他介绍到外校诗社去。至于这位可怜而又可嫌的“波希米亚人”的最终下落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酒、激情、流浪和穷愁潦倒,一种彻底的“波希米亚化”的精神。

神情怪异的守望者

  后门似乎永远隐藏着许多说不出来的秘密。

  在枣阳路和金沙江路交界的十字路口,更多的闲杂人等仿佛寄生在校园身上的昆虫,杂乱而又持久地盘踞在那里。每天晚上九点至十点之间就会出现一位“老克勒”模样的古怪老人:戴一顶旧毡帽,穿一件被磨得斑驳不清的破皮大衣,衣襟布满陈年的油渍,闪闪发亮。他每次都拎着个烂皮箱,款式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那种。而他的头发却梳得一丝不苟,几乎落光了牙的嘴巴里,永远叼着一支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白色烟嘴,仿佛这烟嘴是从他的嘴里长出来的一般。这位“老克勒”模样的人打开破皮箱,摊在路灯底下,那里面装了许多机械玩具:狗啊,飞机啊,小轿车啊……品种繁多。“老克勒”自始至终地用螺丝刀不停地捣鼓他手中的玩具,捣鼓完了一个,紧好发条,就让他们在箱子盖上面爬来爬去,像一窝虫子似的。就这样,“老克勒”一直忙忙碌碌,专心致志,并对周围事物一律视而不见。我从没见他卖出一件玩具,但他总会在那按时出现,风雨无阻。然后开始捣鼓他那一堆玩具。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生活?没有人知道。

  “老克勒”对面路灯竿下面的是一位卖烟的中年男子。他长期站立在一根电线杆下,仿佛二战电影中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交通员。他总是默不做声,像是陷入了某种深邃的冥想当中,目光迷离而又恍惚。他似乎对自己的卖烟工作并不格外的热切;有人上去买,他也会卖那么一包。这些看上去像是游手好闲的观望者,始终漫无目的地打量这这座庞大的城市,打量着车来人往的街道,打量着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他是这个怪异城市的旁观者和见证人,是这条街道的“幽灵”,是后门文化的忠实守望者。

  许多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后门,我还看见这位神秘的守望者,还是站在那个位置上,脖子上挂着香烟托盘。他还是那样无所事事,目光迷朦而邈远。

  在他这样一个旁观者眼里,华东师大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群一拨又一拨地出现和消失,学生一届又一届地进来和离开。只有这个神秘的男子,孤独的守望者,依旧在守望着一个不属于他的空间。

无所事事的女孩

  后门的秘密远不只这些。

  在它的杂乱和破败当中,隐藏着耀眼的青春辉光。每天都有许多美丽的女孩子从那里走过,如同杂草丛生的荒地上鲜艳的花朵,微风吹过,便可看见花朵摇曳的芳姿,这是后门最具魅力的大秘密。

  一个无所事事的女孩,几乎每天中午都要陪同别人去后门,几乎没有固定的同行者,好像是随便陪同一个什么人去。我看见她沿着街边的小店,一路看过去,比如小吃店、礼品店、旧书店、杂货店等。当她的同伴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则在一旁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她两手空空地去,依旧两手空空地回来。她只是后门小街的一个漫无目的的过客,并不打算拥有这个世界,但她的掩藏在慵懒和倦怠中的迷人光彩,微微闪烁,照亮了昏昧的后门世界。

  这个女孩的形象,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象征。一个无所事事和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与整个世界的繁忙拉开了距离。在激情汹涌的或者漫不经心的状态下,一代人的精神就这样长成了。嘈杂而又粗陋的后门见证了这一切。

  混杂的后门,浪漫的后门,神奇的后门和充分“波希米亚化”的后门,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大学生活的重要方面:物质的贫困与精神上的放纵、浪漫和无拘无束。后门文化就这样成了我大学记忆最深刻的一部分,成了我领会大学精神、透析世界的一个秘密通道。甚至在我离开后十年,我的师弟来沪游玩时,我们仍要去那个后门,喝啤酒,吃盐水花生,然后深夜爬门进学校,在空旷的校园里胡乱走上一圈。尽管记忆中的后门已不复存在了:美味的“台湾风味”辣肉面馆已被拆除;装潢夸张的各色酒楼霓虹灯光彩夺目;破烂的后街也已经被修葺一新,井井有条……但后门仍是通向那个年代的时光隧道。

二、游荡在丽娃河上

天堂只有一个

  1989年5月的一天,一个外省来的年轻人踏进了华东师大那扇爬满青藤的前门。他独自穿过漫长的林荫甬道,阳光透过法国梧桐浓密的树阴,在道路上投下了斑驳的光影。不远处,一条河流闪烁着粼粼的波光,仿佛在向他预示着未来不可知的命运。

  这个人带着80年代乡间生活的沉闷记忆和朦胧的热情,走上河上的小拱桥。他停下脚步,倚栏环顾,四周树木葱郁。远处的小岛上,有人在吹笛子,虽不成调,但也清脆。河畔亭子的廊桥上,有两个年轻人在中午的阳光下肆无忌惮地接吻……

  这里就是丽娃河,这里就是夏雨岛。这个年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这里的空气,对自己说:“这才是我的世界。”这应该说是华东师大人对这片校园的典型反应。

  对于华东师大来说,丽娃河意味着什么?她给校园带来一种舒缓、温润和柔情的品质。某种程度上说,这条河已经成了华师大人记忆的载体,成了华师大特殊精神的滋生地。她培养了华东师大人对学院的强烈的依赖性,这种依恋的情结深深植根于华东师大人的心中,以致那些远离她的人也久久不能忘怀。诗人宋琳在出国后,曾给国内的同学写信,劝说同学不要盲目出国。他在信中说:西方不是天堂。在这个世界上,天堂只有一个,那就是华东师大。

文学书写中的丽娃河

  丽娃河——一条普通的小河,同时又是一条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河流,一个被赋予了魔力的地方。

  关于这条“通往天堂”的河流的种种传说中,有一种最为深入人心。说是有一名叫丽娃栗妲的白俄少女,因失恋而投入一条无名的小河,以身殉情,这条小河于是得名“丽娃栗妲河”,后简称“丽娃河”。但事实上这一说法乃是后人附会之说,与事实并不相符。然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一讹传,而不是事实。毫无疑问,这一个美丽神奇的谎言确实比事实离华东师大的精神实质更近。

  围绕着丽娃河,华东师大经常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很少有哪个校园像华东师大那样经常成为一个文学化的空间。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丽娃河的华东师大本身就是一个极度文学化的地方。

  丽娃河最早进入文学书写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著名现代主义作家穆时英的小说《公墓》中,书上写作“丽娃栗妲河”。穆时英写道:

  “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妲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们,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权。”

  我没有见过河上摇船的情形。我见到丽娃河时,离三十年代的场景早已不可以道里计。河水已经开始发黑了,但还不像后来那样发臭。尽管如此,丽娃河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文学的存在,丽娃河的美丽浪漫似乎比任何风景名胜来得真实和久远。

  事实上,不仅丽娃河本身相当文学化,与之相关的校园生活也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从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到李劼的小说《丽娃河》和格非的小说《欲望的旗帜》,再到叶开的小说《三人行》等,几代华东师大出身的小说家,都喜欢将自己的母校作为描写对象。在其他许多华东师大出身的小说家的笔下,都有以丽娃河为背景的作品。诗歌中写到丽娃河的就更多,校园女诗人王晓丹的一本诗集就取名为《丽娃河》。或者说,华东师大正是当代中国学院文化的范本。

女生宿舍门口的奇观

  华东师大的女生宿舍门口,从来就是各种奇观竞相展现之处。

  1990年5月20日之前,在华东师大,男生尚且能够自由进入女生宿舍。但20日之后有了禁令,于是19日晚就成了记忆的一个点。为什么要发这么个禁令?没有谁知道。只是传说为当时的教育管理机构发布的内部通告。这个通告让大家忙碌得一塌糊涂。女生宿舍里里外外呈现出一派“末日狂欢”景象。人们进进出出,直到晚上10点关门,男生们才恋恋不舍地进行“最后的告别”。

  此后,男生们不得不开始想各式各样的法子进入女生宿舍。他们与管理宿舍的老太太斗智斗勇。从门缝里挤进去的,逾墙而入的,借雨伞掩护偷偷溜进的,化装成女生潜入的,乃至情急之下强行闪击冲入的……手段繁多,无所不及,令老太太防不胜防。而最有趣的要算是贿赂法。一次,一男生到后门买了一块他认为最好吃的烤白薯去讨好老太太,求他高抬贵手,放他一马。谁知得到的却是老太太的厉声呵斥:“拿走!小子,我就是吃这个长大的。”

  针对男女学生的性别隔离制度,并不能真正阻止年轻学生的亲密接触,相反,它引发了一系列罗曼蒂克的行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在女生宿舍楼下,有怅然眺望的孤独者,也有手持鲜花的守望者。快乐的或痛苦的表情,依依惜别或相逢的狂喜,都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到了毕业的时候还会有人抱着吉他跑到女生楼前乱弹乱唱,俨然浪漫骑士的做派。害得有的女生们气恼地大叫:“走开!”,有的就直接用一盆水倒下来,当然也有叫好的,还有的女生戏谑地说:“全当是唱给我听的”。

  这种种越轨的举止,成为华东师大校园文化的传统风习。对此,老师们也早已司空见惯地报以一笑。或许是因为从学生们的身上,老师们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和曾经的令人回味的激情岁月。

 

 

(作者系中文系校友、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节选自其长篇散文《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

作者: | 信息来源: | 发布日期:2016-05-27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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