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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峰:诗歌和我

       这个题目是会被熟悉的朋友嘲笑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对文学没什么兴趣,更不用说诗了。然而,不巧的是,我正好是中文系毕业的,每当我在各个不同的场合表现出对文学作品的茫然时,总是有一丝丝的羞愧。

       不过,也恰恰是因为在中文系混过,所以被动地接触了诗歌和诗人。先说古诗,绝大部分我是没兴趣的,比如《诗经》,“关关雎鸠”等《国风》里的篇章我是不大看的,我感兴趣的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类怪力乱神的篇目;比如楚辞,《招魂》会细细揣摩的,《涉江》这类言志的就兴趣不大了。再往下的话,汉乐府的《郊庙歌辞》会看,《唐诗三百首》就不大看了……不能再细述了,越说越丢脸了。

        其实,整个大学四年,我接触最多的不是诗,而是诗人,当然是写现代诗诗人。我进大学的时候,朦胧诗或者说当代诗歌的高峰已过。那一年的5月,海子自杀,骆一禾病逝。那一年,与诗歌无关的更重要的事情也发生了。

       大一有文学写作课,大概开学一个月左右,有一回老师让大家交作业——一首诗,晴天霹雳,因为那时我对现代诗的理解就是分行和看不懂(现在也是)。我想周围的同学也不一定懂,因为另一位同学写的作业里有一句“线装书里爬出黄袍老怪”(虽然他偶尔清早起来会拿着本《叶芝诗选》读两句“当你老了,头发白了……”什么的)。幸好我知道大二的师兄里有好多写诗的,有些还是夏雨诗社的理事之类的。有位师兄指点我说,T的诗写得很好,好像是诗社的主编。我兴冲冲地向T讨了一篇,誊写在信纸上交了差。原诗早已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里面有“雨”、“僧人”之类的意象。我的失误在于对诗社成员的水准一无所知,或者这么说吧,我抄的是诗社里“李杜”级的作品,如果我稍有点知识的话,应该找一篇“大历十才子”级别的应付即可。灾难发生的过程不描述了,总之是老师一度以为发现了一个校级新“李白”。后来有师兄告诉我,你抄T的诗固然很倒霉,不过如果你抄L的诗就更惨了,因为诗社里不少人都认为L写得更好。

 

       我和L不久就熟悉起来,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当然,主要是酒友,因为L从来不屑于和我谈什么诗的,那比对牛弹琴还让他感觉羞辱。L后来成了诗社的社长,与外系的诗友来往颇多,我因为常去L的宿舍转悠,所以诗社的领导层我也大都认识。当然,他们肯定不大认识我,一个完全不懂诗的师弟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呢?
       在那几年,中国诗坛上有一个神奇的人物——汪国真,80后、90后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可是在我们上中学、大学的年代,此人的诗可以说是横扫千军、高山流水。在明信片、贺年卡、《读者》等媒介上的曝光率之高,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汪国真当然不是诗社的偶像,在L等诗社成员看来,汪的劣质诗歌会把文学青年们带向歧途的。他们想反击,想捍卫他们心目中诗歌的理想。

       机会来了,1991年,汪国真在全国各大高校巡回演讲,谈诗歌、理想、人生,据说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各个学校的文学青年如潮水一般膜拜这位诗坛偶像。下一站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当然是最重要的两个讲坛。巧的是,当L与复旦诗社的社长商议如何给汪国真先生设套时,我也在L的宿舍晃荡,约略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我对汪没什么兴趣,对L的计划也没有什么兴趣,毕竟是诗歌圈的事。有意思的是,汪的影响力实在是大得出奇,最先安排的40人的教室,挤满了;又换80人的大教室,还是挤满了;后来换到能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我则由于机缘巧合,也在里面占了个好位置。需要说明的事,我真的是抱着看戏的心态去的。汪国真如众星捧月一般出场了,可能是固定的桥段吧,他介绍了自己得意的几首新诗,其中有一首说的是一艘小帆船什么的,很文艺也很小资。讲完之后是观众提问,汪国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除了个别的提问是表达景仰之情外,大部分的提问都是严厉指责,指责他的诗空洞无物、矫情、虚伪之类。汪耐着性子解释,可是台下递来的纸条问题越来越尖锐,语气也越来越强烈。不管怎么说,那时汪粉还是很多的,有位汪粉冲上台去带着哭腔为汪辩护。两派之间的争执气氛越来越热烈,以至于负责念纸条的诗社成员一脸无辜且激愤地说这不是故意安排的,你懂的!在努力地回答解释了几个问题之后,汪匆匆结束了讲座。一路春风得意的汪国真在华东师大遭遇了滑铁卢。过了几天,上海的《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了三四篇痛批汪国真的文章,作者全是我的那些诗社师兄们。当时的一本杂志《海上文坛》还专门发了一篇长篇报道记述此事,记得里面提到,汪国真承认没有想到在华东师大栽跟头。汪国真后来有没有继续全国巡回演讲我不记得了,但似乎没过多久汪的热潮就消退了,当然,这和他在华师大的遭遇不见得有什么关系。L后来很懊悔地跟我说:妈的,当时应该安排一个人递纸条把汪国真夸得比徐志摩还牛,这样会激起更多的人反感汪。毕竟在大多数汪粉眼里,徐志摩还是更牛一些的。

 

       大约就在那一年吧,夏雨诗社与散文社合作举办了一次全校诗歌散文大赛,诗社领导不参加比赛,以示公正。在当时,这是比较有影响的学校社团活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D得了诗歌的三等奖,题目是《布衣的江南》(顺便说一下,D是藏族小伙,俄语很好,我等为英语四级而痛苦不堪时,他小子每次俄语考试都是95以上。现在想来,他的诗写得好主要是把我们对付英语的时间用来写诗了)。

 

       1992年,那一年,江南春还是校园诗人,诗社社长。师兄们大四了,大部分将要离开学校了。L虽然不是社长,但理想还在,他发起组织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诗歌朗诵会。朗诵会在学校大礼堂举办,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在大礼堂举办的校园社团活动大多是“校园十大歌手大奖赛”、“校园潇洒之星”之类。如此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之前我没有印象。筹备很热闹,L看中了我的蚊帐,征用了。他们还砍了一些棕榈树的叶子。整个礼堂全坐满了,朗诵者都是诗社成员,作品也全是他们自己的。印象最深的,一是布景,我的蚊帐和棕榈叶钉在一起,远看还真是显得很简洁而飘逸。二是Z朗诵的《大师》,作者是L,Z和T、L同班,不写诗,但是嗓子不错,身材高大,穿着深色中山装,围着白围巾。在那个年代,还是相当有“范”的。可能是现场氛围的影响吧,Z朗诵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感动了。不过,我非常不满的是,L还我的蚊帐没有洗。

 

       多年以后,我回想起大学四年与诗歌及诗人的交往,逐渐意识到自己幸运或不幸地赶上了大学校园理想主义的尾声。1992年是L辞去诗社社长的那一年,1992年是南巡讲话发表的那一年,1992年是经历了1989年的大学生毕业离校的那一年,1992年是整个社会开始发动经济引擎抛离理想主义的那一年。那一年之后,我的朋友里再没有写诗的了。
 
文:黄晓峰(作者系我校1989级中文系校友)
 
 
作者: 黄晓峰 | 信息来源: | 发布日期:2016-04-20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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