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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怀念的春晖

20009月,点点星光的黎明,父亲开着自己翻新的手扶拖拉机,载着我们一家人出发,马达突突突的声音一路划过,直到村口。熄了火的拖拉机往外冒着几丝水汽,我们四人站在格外宁静清冷的三岔路当中,等待着那辆即将路过此地开往上海的车。眼看一辆小巴士忽高忽低地从山路那头开过来,松松垮垮的玻璃窗上积满了灰。妈妈哥哥和我提上行李,匆匆告别了爸爸,坐上巴士。我们沿着山路,十八弯转,停停走走,陆续接上沿途的乘客,从浙北山区擦边江苏省,开进上海。渐渐地,路更复杂了,成了三维交织的路;房子越来越高了,从小巴士的窗户望出去,已经快看不到楼顶……刚刚穿过一片现代化十足的楼林,前面却又出现了更繁密的都市景象!司机在华师大中山北路校区大门口的路边停了车,售票员早已提前让我们做好下车准备,车勉强停稳我们就提着行李急急忙忙下了车,小巴士一溜黑烟就开走了。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带着录取通知书去华东师范大学报到,后来才知道,如此下车是违反市区交通规则的。

我们三人从宏伟的大门走进校园,一路感叹:真大!扛着行李箱感觉走了好久才抵达生物楼。大都市建筑的高度和众多行人的匆忙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感到父母亲含辛茹苦十八年终于培养出了我这个大学生,感到我作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孙辈,作为山村里第一个去上海读大学的孩子,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师大校园里,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更加矛盾的是,我心里藏有一丝觉得华师大不足为道的情绪。因为初中毕业时我够格进入了浙江省专门针对成绩拔尖的农村户口学生出台的高师预科班,宗旨在于提高师资力量,高考结束后,我只能填报师范类院校的师范专业。妈妈不忍心女儿走太远了不适应气候和生活习惯,坚决要求我填写第一志愿华师大,第二志愿北师大。我如愿来到了华师,却是一个气鼓鼓的青少年,一个有些不甘心去师大报到的高中毕业生。

记得那天扛着箱子第一次走进师范大学的校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时的我对这几个字只是认得,没有体会。如今,而立中旬,我走过坎坎坷坷的求学经历,走过十多年断断续续的忧郁症,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病理系病毒学博士学位,曾在有诺贝尔工厂之称的英国医学理事会下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aoboratory of Moleclular Biology,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UK)就职。在工作的黄金时期,我没有像大多数科研界的同事和朋友那样把几个月大的孩子安置在托儿所,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四个月以后,我最终决定离开单位,在孩子非常需要妈妈的时候给予全心的照顾和陪伴……以及到目前,奔波在幼儿园、学校和研究所之间,在照顾好孩子们的前提下,见缝插针地着手各种未来工作计划,希望在第二个孩子适应幼儿园生活之后,再回到科研领域继续工作。

 ▲20124月,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典礼  

▲201812月,四口之家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周边的公园散步 

我打过很多零工、小工、短期工……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研究职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这个单位历史以来平均每45年出现一位诺奖得主,加上最近连续新进的两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温特(Greg Winter2018)和汉德生(Richard Henderson2017),共有17位。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DNA双螺旋结构(196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就是在这个研究所提出来的。不能否认,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时光是一种特殊经历,那个午餐时间看到你两手端着刚刚加热的饭盒,而帮你推门的人,就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然而我更想说的是,诺贝尔奖的确是一个高级别的科学奖项,但我不同意仅仅用这个奖项来衡量一个研究所,一个课题组,或是一个科学家的成就。能拿到这个奖,要有世界顶级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多没有拿到这个奖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做出了同样顶级的贡献。一个奖项的颁发,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限制和干扰,并不能照顾到全世界范围的科学工作。记得所里一位受很多人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如果没有诺贝尔奖,那会让很多科研人员可以工作得更快乐,令人深思。

说到这点,我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自行车是谁发明的吗?反正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发明人很伟大,两轮和三轮的自行车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现代化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环境中,它避开了堵车,虽然不能作为普遍的远距离交通工具,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具有相对更安全、环保、快捷等优点,同时又创造了运动机会,增强体质。如果那个年代有诺贝尔发明奖,就应该实至名归地颁给这个发明人。然而,多年以后的今日,人们得益于自行车的便捷,世界得益于它的环保,我们却大多不知道这个发明人。其实也不用追查究竟谁是这个发明人,因为很可能我们并不能清晰地查明,很可能这项发明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些记载的文字或许也并不能完全反应事实,就像如果我们仅仅查询诺贝尔奖得主的历史,我们并不能了解女科学家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对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作出的关键又实质性的贡献,邀请她一起分享这个DNA诺贝尔奖,本应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人的作为和贡献大多都是渺小而短暂的,唯独将人类集体的智慧凝聚起来,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前进。这么分析,并不是全盘否定颁予杰出人员奖项的意义,毕竟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榜样的激励也是驱动大众精益求精的一股正能量,只是,我们在看事待人的时候,不能过于崇尚了,不能偏激了,不能狭隘了。

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并没有按照我们现在觉得合理的逻辑来发生,即便是短暂的人生,也充满了始料不及的事情。这些经历、认识和体会,让我深深地感悟:母校师范二字的深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学识不成,身不正不成。有很多人可谓,却不为,唯有的结合,才能成就一位真正优秀的教书育人的老师。这在幼儿园,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再到上层的硕士、博士,以及再高处的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等等层面,都适用。而今又一个十八年过去了,那个气鼓鼓的高中毕业生早已为自己的师范专业背景而庆幸,因为这给予了我教书育人的方法和技能,也让我开始有了对教育的深入理解。

对母校的回忆,不仅仅是开学那第一天,不仅仅是对师范的理解,也不仅仅是校园的一草一木,一座一椅,还有那些孜孜以求辛勤工作的恩师们,还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们……而且,因为一些特殊经历,我对师大更饱含了其它个中滋味,难以仅仅用一篇文字写下来,在此,我想继续和大家回味分享一些在那个丽娃河畔美丽校园中的经历和感受。

在生物系师范类生物科学专业就读四年制本科,我以为学的肯定都和生物有关,但是入学后才惊喜地发现必修课中不仅仅是和生物相关的植物、动物、遗传、生态环境、生理学等等,还有很多其它理科科目,比如:化学、物理、计算机语言、微积分等。高中时数学考试我特别容易出错,好像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我的数学从来没得过满分,但在师大,我特别喜欢上数学课。记得当时教微积分的是一位年轻讲师,上课思路清晰,下课交流会有一点腼腆。有一次期中考试后,我正确地解析了最后一道题(难度最大),却因为粗心大意,把“18”“4”算成了“32”而丢失了另一道题的所有分数,看了考卷后我心里有点忧伤和不平,壮着胆子,磨磨蹭蹭犹豫了好久,终于在答疑时间找到了老师,想问一下为什么计算错误就丢失了整道题的分数。老师把我的卷子翻看了一遍,笑着对我说,很好啊,最后一题都做对了,前面的分数就不改了,反正还有期末考试。我有点欢喜,又有点失落地走了。学年末尾最后一节课上,老师一反常态,用微积分和我们论证了一些玩笑话题,最后在黑板上列出了一道题,打算请同学上台解析,我总是坐在阶梯教室最前排最靠边的位子,显眼却也不显眼,老师居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去黑板上答题,我脑袋一晕,站在那里,一片空白,脸涨得通红……终得老师解围而下台。虽然当时懊恼地觉得自己辜负了老师的一片用心。如今想来,是一个有意思的数学小故事。

因为喜欢上数学课,我报名修学数学专业作为自己的本科第二专业。第一学期,教《离散数学》的老师是一位思路清晰、板书漂亮的中年男老师,听他的课我觉得很享受,而且感到这是众多偏向记忆性学习课程的极佳调剂品。可是,修学第二专业需要学费,其实费用并不高,好像是一个学期几百元钱,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不能再承受的额外支出,后来我中断了这第二专业的学习,但继续去旁听那些数学课,可心里总有没交学费的愧疚,而最终没有再去听课,深感遗憾。

记得大一时,同寝室化学系的同学们正在学《大学物理》,向我询问一道物理题,解题需要用到微积分,我看了题后觉得不难解。同学随口提了一句,你可以申请免修啦!让我开始有了自学物理的想法,因为这也是我们专业的一门必修课,而且占了很高的4个学分。大一暑假,我除了回家看望爸爸妈妈,除了参加赴河南支教希望小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就住在师大6舍,一边做家教,一边自学了《大学物理》。大二开学的时候,我申请了免修物理。教物理的是一位年长的女老师,为了我的申请安排了一场考试:就我一个考生,一个监考老师。我之前不知道申请免修是这么一个程序,当时觉得太麻烦物理老师了,而且心里也没谱,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考试。已是逼上梁山,就硬着头皮参加了考试。结果我得了百分制中的85分,获得免修资格。开心之余,我却有点后悔,明明可以好好上课,轻松考过90分,得到更高的学分积点,可以更有可能再次获得第二学年特等奖学金——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我大学学费的主要来源。所幸的是,我保持了专业成绩排名第一,连续获得了特等奖学金。华师大设置的这些奖学金,以及2003年开始的国家奖学金,可以支付我的学费,为我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减去了大部分经济压力。

因免修物理课而赢得的时间,我花在了做家教赚取生活费上,也花在了实验室里给在读研究生和老师打下手。有时候我会呆在生物系偏僻的动物房隔间的小房间里自习到深夜,记得有一次,我赶着6舍晚上11点关门熄灯的规矩,匆匆忙忙从动物房小跑回寝室,路过老生物馆时遇到了教我们生理学的袁崇刚老师,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微微扬起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是否是袁老师那一夜的实验特别顺利,还是科研基金申请成功,还是其它种种……他踏着夜色快步地走过,散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让我默默地感到好奇和羡慕。

记得还有一次在生物馆,和同寝室化学系的肖同学一起夜自习,凑巧我俩都忘了时间,等我们回过神来,发现已是将近11点,生物馆大门已经上锁。怎么办呢?由于两扇大门合上后由一根铁链加一把锁锁上,并不紧闭,我俩急中生,尝试起翻门而出的危险办法!肖同学身材高瘦,我顶着她一蹬一爬就从上边缘的门缝翻出去了,轮到我了,没有蹬脚的地方,我怎么也爬不上去,同时又着急地要去赶上宿舍关门的时间,我竟然硬是从两扇门中间的缝隙里挤了出去,两人庆幸地飞奔回宿舍。还有师大的图书馆,有些阅览室在午休时间会锁门,我偶尔会为了赢得时间而偷偷躲在书架背后,工作人员锁门后去午休了,我得以继续看书。后来才明白,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万一有什么危险情况(比如火灾),没人会知道我还在大楼里。

对师大的回忆,还有那每一位可亲可敬的生物专业的老师们。因为崇明岛动物实习的费用和时间问题很可惜我没能参加,由马炜梁、王幼芳、李宏庆和辅导员赵旌旌等老师组成的团队带着我们师范专业三个班级一起去天目山植物实习的那些日子,至今回忆,充满欢乐!记得王幼芳老师曾经对我说:如果你将来真的当了老师,会是一位很好的老师。那时的我还处在一心想要冲破高师预科班束缚的心理叛逆期,听了王老师这句话,开始有了个小念头:其实当一名老师挺好的。还记得我特别喜欢《植物学》,经常围着李宏庆老师问这问那,跟着李老师学习识别植物的各种技巧,我们在校园里认植物,去上海植物园认植物,而且生科院学生会干部曾联合校园周边的居委会组织大家认识生活中的植物,我还带队了一些小学生在师大校园认植物……如此多的训练让我认识了上海周围的绝大多数植物,遇到不知道名字的植物也可以大致猜中科属。同学们送我一个外号:植物狂人,挺有意思的。而更有意思的是,活动中我遇到最难回答的问题来自一名小学生,那个孩子天真无暇地问我:大姐姐,为什么树可以活这么久?为什么我们人活不到几百岁呢?令我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搪塞了过去,心怀歉疚,直感叹:无学识不成师也!

回忆中还有那个冬日,和大家一起在文科大楼的教室彻夜排队报考托福。那是托福改制前的最后一次考试,此后的考题将全部更新,考试费也会提高,大家都想赶这个旧版托福的最后一趟,似乎这样能更容易考个好成绩。好多同学,从前一天下午开始就在报名处旁边的教室自习,实则占个位置,记得那天特别冷,我们坐在教室里,两脚冻僵的时候,就去外面绕着教学楼跑几圈……到了大约凌晨四五点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大家都开始急急忙忙地走出教室去排队,幸亏有位老师很快就出现了,让大家不要担心,说,天冷,先进教室,等到早上上班的时候再出去排队报名,大家这才回到了教室里,之后的记忆都模糊了……我得了一个考试名额,还交了考试费,这对我来说是很贵的一笔费用。

在师大学习的时光飞快地过去,大三暑假,我依然留守6舍,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大上海夏日里的街头巷尾,我的努力让我幸运地赢得了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郭爱克课题组做暑期科研实习的机会。我告诉老师我可以吃苦耐劳,也非常想好好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可实际上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心里有一股劲也不知道怎么使出来。科研,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来自外星球的词汇,而当时的我也只是似乎无限接近,却对它一无所知。正在长篇的综述文献中迷失的我,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爸爸病重需要住院手术。我随即赶到了爸爸的病床边,肠癌晚期,由于第一次手术的失败而不得不进行了后续额外两次手术。爸爸手术住院的头两个星期,我眼看着妈妈一下子瘦了十多斤。爸爸的情况缓和一些后,妈妈回山里老家开始扛起男人的体力活,不久以后,妈妈的身体出现不适,却坚持说不需要去医院,我心痛又担心又责怪地对妈妈说,如果她不去看医生,女儿就不去上学。这一看竟然是乳腺癌晚期,为了省钱,妈妈坚决地选择了一家相对便宜的医院进行手术和治疗。

我的父母都是山村村民,医疗费用全额自费(后来的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减免了不少医疗费用)。当时我能拿出来的只有不多的存款,加上退了托福考试的那七百五十多元,家里的积蓄大约不过两千多元。面对这样的窘迫困境,亲戚朋友们首先伸出了援助之手,华师大的同学和老师们号召大家募捐,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我还得到了林冷雪老师曾经大力资助过的华师大关心下一代基金5000元资助,还有其他社会人士的关心和捐款,一点一滴我都记在日记本上……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大事,我把自己埋没在照料父母和几地奔波的忙碌中。回头看那时的我,刚刚二十出头,不谙世事,没有经历过生死,没有参加过葬礼的记忆,是一个沿着教育体制一步一步走过来,一心只读了圣贤书的、还没有长大的孩子。那个孩子,曾经为了省下每夜两元的陪床靠椅费,搜罗了病房的三张方凳,就在病床之间的过道,头下枕着一张方凳,屁股和脚下各有一张,睡在和爸爸头靠头,脚靠脚的方向,觉得挺合位踏实的,却在睡梦中又开始惦记起住在另一家医院的妈妈是否安好;那个孩子曾在爸爸的病床边醒来,凌晨三四点钟,把爸爸交代给值班护士,心急如焚地赶着去另一家医院照顾妈妈;那个孩子,给手术后的妈妈泡脚,然后用毛巾把每个脚趾缝都仔细地擦干,却还是一贯内向得不会用言语和自己的妈妈谈心说话……虽然有些事情的结果并不是我期望的那样,虽然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虽然或许在一些亲人、朋友、同学甚至社会人士的心里,对那个孩子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要求和见解,甚至不满……但是,那个孩子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很认真地想做好每一件事情,心里祈求的是一直以来健健康康的爸爸妈妈能康复回来。

那些穿梭在两家医院之间的日子,有时候犹如当头一棒、眼前发黑,却仍要乐观、勇敢地走下去;那些睡在妈妈身边却梦语着担心的夜晚,母校和家庭交织,希望学业和孝心并进的日子……于我,犹如囫囵吞枣般地过去,如今想来那已是16年以前的事了。一年半以后,我的母亲和父亲先后病逝,相距62天,至今已14年了。生活有时候或许就是这样,本来是一个样子,过着过着是另一个样子,而这些记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了它的样子。

这一路,我要深深地感谢母校华师大对我和我的家庭陷入困境时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颗关爱过的心,感谢那个充满的师大校园,让我在绝望中看到阳光,感谢母校的老师们和同学们,给我们雪中送炭,感谢师大挚友们前往医院看望我和我的家人。生活给了我很多挑战,但我明白,困不困难,恶不恶劣都是相对的,不论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怎样的艰难,这世界上都还有人正在面对更大的困难。每每回首往事,我也时常感到上天对我的眷顾,似乎在无声的黑暗中仅仅剩下一线如白发丝一般的力量了,却几次让我走了过去。我感谢这一路遇到的人和事,每一点每一滴,慢慢地造就了今天的我。我不知道自己的将来能抵达何处,但确信一定会在路上。在那未知的路途中,我将不时地回首师范,回首这些母校往事,带上一颗感恩的心,继续前进,永不放弃。

 

作者:任宇丹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专业2000级本科生 

2019年初 于英国剑桥

作者: | 信息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 | 发布日期: 2019-03-05 | 浏览次数: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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